突尼西亞與冰島有什麼共通點？完全沒有。然而，在2009至11年間，兩國都因為人民暴動而經歷政府改組，成為動搖阿拉伯世界政治秩序，以及挑戰歐美政治制度社運的參考對象。2011年1月25日，在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的第一次大規模示威中，數千名民眾修改了近年來阿拉伯世界社會動員的主流口號「伊斯蘭才是出路」（Islam is the solution），在口中高喊「突尼西亞才是出路」（Tunisia is the solution），因為突尼西亞人推翻了本・阿里（Ben Ali）的獨裁政府。經過長達數週的草根運動，統治者的血腥鎮壓終於被推翻；本・阿里在1月14日逃離自己的國家。同年5月，當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indignadas）決定要占領全國各大城市的主要廣場駐紮時，參與者同樣喊出「冰島才是出路」（Iceland is the solution）的口號。2011年9月17日，紐約民眾占領華爾街周邊的公共空間時，以開羅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命名他們的第一個營地，而占領巴塞隆納加泰隆尼亞廣場（Catalunya Square）的抗議者也選擇同樣的名稱。
但事實上，上述運動背後的文化、經濟，與制度有著巨大的差異，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讓人們認為彼此的反抗經驗有共同點？簡單來說，這些運動中的人民都覺得自己獲得了力量。這種賦權（empowerment），最初源於人民對於政府與政治菁英的厭惡（無論是獨裁的制度，還是人民眼中有名無實的民主）。在人民看見金融菁英與政治菁英彼此勾結，更激起心中的怒火。後來又發生一些忍無可忍的事件，讓人民的巨大情緒爆發而出，人們在虛擬空間的網絡中彼此連結，在實體街頭建立社群，藉此團結起來克服恐懼，讓運動得以發生。
此外，突尼西亞和冰島的社會運動，都在很短的時間內催生出確實的政治變革以及嶄新的公民文化，證實社會運動確實可以實現抗議群眾的某些關鍵訴求。因此，值得在此簡略分析這兩個國家的變革過程，挖掘出其中有哪些社會變革的種子藉由希望之風散播到其他不同的社會，有些在新的社會與價值體系中萌芽，有些則因驚動國家機器，遭受壓抑而窒息。掌握國家機器的當權者，最初對這些種子感到訝異，後來轉為害怕，最後更發出警報呼籲世界各地政府共同採取行動，預防這類變革發生。年輕一輩的社運活動者，在自主交流與組織的過程中發現政治變革的新途徑，不再被企業與政界使用的傳統方法所掌控。雖然過去十年已有許多社運為這類新型社會運動開了先例（尤其是2004年的西班牙與2009年的伊朗），但我們可以說這類運動發展較完全的例子，依然始於突尼西亞與冰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