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期的思想家王充在《論衡》一書中提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說的是日積月累的「因」必然會結出相應的「果」，而台灣司法體制中這「非一日之寒的果」，嘗得台灣人心裏好苦。
江國慶、蘇炳坤、蘇建和以及張方田，台灣司法史上數不盡的冤案，極少數的人幸運能遇上像陳宏達檢察長這樣的司法官，願意為他們洗刷冤屈、重獲自由，更多的卻是還在為自己的清白奔走、或在監獄裏度過餘生、或是已莫名其妙地「被伏法」，導致無數無辜家庭破碎。這些冤案有的是因為過去科技不夠先進導致的盲點，有些卻是司法體制、環境甚至是司法官的冷漠而造成的。
冰凍三尺 人民不信任司法
在談何謂司法改革以前，應該先瞭解台灣司法體制的過去。台灣的法律，大多是從歐美、日本「抄」來的，經常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不說，在半世紀前的威權時代，台灣的司法還是政府用來維持政權穩固以及懲罰異己的機器與工具；司法官的晉任、工作環境相對封閉，加上數十年來，一個又一個被諷刺是「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案例接二連三上演，造就了陳宏達檢察長口中那個「體質不好又脆弱」的司法體制，也正因為如此，台灣人對司法的不信任感，一天一天地加深甚至惡化。
過去，在威權時代和民主化初期，從沒有執政者願意去正視這些問題，更甚者還為了能在政治鬥爭中毀掉自己的對手，甘願冒著「毀憲亂政」的風險，干預台灣司法。這樣的情況，放在今天的台灣是很難想像的。
就以前澎湖縣長高植澎的勞保案為例。1995 年，時任的澎湖縣長高植澎被議員質詢在其於1992年至1993 年擔任西嶼衛生所醫師主任期間，有藥商捐贈衛生所5,000元新台幣當作尾牙獎金，當時的法務部長馬英九聽聞此事後，立刻下令要求司法機關嚴辦。
而時任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黃世銘，隨即以貪汙、虛報勞保費查辦高植澎，查扣高植澎在衛生所服務時上萬張病例、出動地檢署包括司機以及工友在內的所有人投入辦案，凡是病歷經核對不完整或筆跡不符或可疑的，統統被認定是高植澎偽造看診記錄、直接換藥給病人的證據，共800多筆，就連和高植澎同事的七位女護士，也一併被當成共犯。
雖然法官審理後認為，高植澎貪汙部分判無罪，但經法院調查，檢方提出的問題病例中，其中10 張是高植澎在未見到患者、僅聽取護士電話回報後即開立醫囑，因此以偽造文書判1年2個月緩刑；其餘遭起訴的護士則全部無罪。
然而，整個訴訟過程中，一名許姓護士因受不了被誣陷壓力及繁複訴訟的糾纏，在生產後隔天輕生；另外一名罹癌的護士，原本復元情況良好，也疑似因司法纏訟的壓力過大，導致癌症復發而辭世。這個案例，曾因黃世銘升任檢察總長、涉入馬王的九月政爭而一再被提起。這種惡整式的辦案，又何以說服台灣人「司法獨立」？又何以被台灣人信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