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其次，或許取消「訪視」的正當化理由，是此次疫情蔓延，致眾多民眾深受其害，且涉及各層面經濟活動；潛在補助申請者多為經濟生活最弱勢者，突遭此重大變故，使生活陷於困境，為迅速幫助他們，地方政府應該簡化程序，別再拘泥於正常程序，再加上地方政府人員有限，實無法應付數倍於平常申請者的人數。此見解，就算有現實上合理性，但仍難脫行政機關自行改變法定程序之譏。
退萬步言，取消「訪視」程序實為不得已的作法，仍需顧及考核申請者真實情況；既然衛福部建議不用「訪視」，地方自治團體就需另外建立核查機制。因此，新北市政府改採切結書制度，儘速核發紓困金，其用意便在照顧急困民眾需求的政府義務與避免未來撤銷違法授益性行政處分之間，求得可能平衡。
最後，此急難紓困救助實施方案，到底是該中央政府還是直轄市、縣(市)編列預算支應呢？社會救助法第23條要求急難救助應以發放現金為原則。直轄市、縣(市)自行制訂發放辦法，送中央主管機關(衛福部)備查。立法者明寫「備查」，即再次證明急難救助為自治事項無疑。社會救助法第36條第1項明訂中央、直轄市、縣(市)編列預算支應各項救助業務所需經費，地方制度法第70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辦理其自治事項，應就其自有財源優先編列預算支應之。」此仍合於財政收支劃分法第37條屬自治事項者，由該自治團體自行負擔。
直觀判斷，可以認為直轄市、縣(市)不得以自有財源不足，推拖不編預算。不過，各地方自治團體的財力不一，甚至部分縣政府縣庫早已入不敷出。同樣是政治共同體的公民，是否獲得急救紓困補助，其補助標準應是有無急迫性？是否為經濟弱勢？萬不能因其戶籍地不同，出現是否獲補助的不平等情況，再搭配社會救助法第36條第2項體系解釋，中央政府可以在指定費用使用明目的條件下，籌編補助經費協助直轄市、縣(市)辦理所需費用。對於地方自治團體而言，中央經費補助是輔助性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與區域平衡(regional balance)的表現；對於全體公民而言，則是公民之間彼此中體現社會聯帶性(social solidarity)。
防疫條例第11條明列經費上限為新臺幣二千一百億元，並得視疫情狀況，以不超過原預算額度內再編列特別預算，送請立法院審議。可以推知立法者將全部防疫與紓困振興措施的財政負擔，完全放在中央政府肩上。因此，縱然急難救助是地方自治事項之一，但立法者仍排除財政收支劃分法第37條之適用，要求中央政府編列預算全面支應。有問題的是，既然原則上急難救助是發放現金，那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在受理申請時，是「即請即發」還是「核定後發」？此問題又回到各地方自治團體財政資力不一的老問題；「核定後發」雖較符合法理，但不夠即時。唯今之計，還是由直轄市、縣(市)先與墊付，中央經費則在六月前儘速撥償地方自治團體。
根本解決之道，仍在於重新思考地方自治團體的財政自主權的鞏固，特別是早日通盤修正正財政收支劃收法之規定，尤其是授與「縣」更多的財政資源，協助縣可以自行創稅，減少區域與城鄉財政差距。另外，中央政府在因應防疫與紓困振興措施時，關係到地方自治團體額外的財政支出項目時，於制定措施前，應該回到釋字第550號解釋理由書：「於制定過程中應予地方政府充分之參與，俾利維繫地方自治團體自我負責之機制。行政主管機關草擬此類法律，應與地方政府協商，並視對其財政影響程度，賦予適當之參與地位，以避免有片面決策可能造成之不合理情形，且應就法案實施所需財源，於事前妥為規劃，自應遵守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八條之一之規定。立法機關於修訂相關法律時，應予地方政府人員列席此類立法程序表示意見之機會。」以保護地方自治團體的財政自主權之完整性。
＊作者為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巴黎第一大學比較法學博士。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