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成敗，關乎一個國家社會的「軟實力」，應毋庸置疑。學前、小學和中學（高職）的教育，旨在培養每一位國民，作為一個稱職的現代國際社會公民，在群體生活中應具備的基本品格素養、生活常識，及科學與技術知識，並訓練個人將來的獨立性與謀生技能。高等教育的目標，則一方面在於提升藝術與人文境界，創造科學新知識，深化學術思想；另一方面則在於厚植應對國家當前（和將來）的政治、經濟、交通、食物、健康、能源、社會安全保險，等等問題與面向的規劃、落實及執行的實力。同時，肩負培養下一世代的不同領域人才的視野、態度、能力，與面對疾苦的同理心。
過去70年，台灣曾經幾度走過各種風雨飄搖的日子，但都能一一迎刃而解，並且更加屹立不搖。其間，幾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的掌舵與貢獻，應是重要關鍵原因之一。而許多人也都曾經以台灣的高等教育為榮，熱切期盼成為其中一員——無論是成為大學的一位老師或一位學生。（技職教育對於台灣社會半世紀來的經濟發展與各方面的重大貢獻，本文恕暫不討論。但記憶中，直到約1980年代，國內很多國中畢業生，都同時參加了高中聯考及高職招考，許多學生及家長並未事先決定要優先選擇一般高中或高職入學。）
不幸，過去15年來，台灣高教似乎成為了我們社會的恥辱，甚至亂象叢生，是社會「亂源」之一與造成一些家庭困境及衝突的因素。在國際上，則讓我們一些曾經滿懷憧憬，睥睨70、80年代的全心投入的資深師生，瞬間臉上無光，幾無生氣，恍惚如今只能等待台灣高教的何時氣絕？
因此，召開台灣「高教國是會議」，刻不容緩！期待這也是蔡英文政府上任以來，將功補過的一個重要時刻與難得機遇。蔡政府從第一任任期的施政到第二任任期的就職演說，對於台灣教育的困境，包括高教的泥沼，從未著墨，這絕對不應出自一個想要面對當前有所作為，並期待開拓國家光明未來的自許政府該有的疏忽、逃避，或甚至是對於教育體系與價值的輕慢！尤其，眾所共識，台灣天然資源匱乏，開發以及培育廣泛多元的大量優質「人力」，才是我們的立國、強國之本。
建議即刻召開「高教國是會議」，討論於短期間內，具體解決必要大學退場、教職員資遣、高教師資老化、大學生普遍學習態度鬆懈怠惰、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員出路壅塞、博士班教育面臨斷炊，等等攸關國運與來日國民福祉（如青年就業、老年安養）的嚴峻課題。
建請徵召陳建仁前副總統擔任「高教國是會議」召集人，幾點理由試說明如下：
- 陳前副總統出身學界，教育問題是他的本業。他對台灣的小學、中學、大學，及研究所教育，都曾親身經歷，一一參與。想必他的小孩一路走來，接受各級學校教育的酸、甜、苦、辣，陳前副總統也都有切身的觀察與體會。
- 陳前副總統擁有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學位，具有國際高教經驗。擔任國內大學教職之後，20、30年來必定也參與過各種國際交流、國際會議，種種教研擘劃與改革，接觸過許多國際師生以及高教領袖人物。因此，面對台灣高教當前的窘境，陳前副總統應能看出「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處，並實質做到截國際之長，補國內之短。
- 陳前副總統歷任台灣大學公衛所所長、流行病學研究所創所所長、公衛學院院長；進入公部門後，曾擔任衛生署署長、國科會（科技部前身）主委、中研院副院長等職，並因擔任衛生署署長期間成功抗擊台灣的SARS疫情而為人所知（以上摘錄自維基百科）。因此，陳前副總統行政歷練豐富，由他承擔「高教國是會議」的召開與高教改革，必定不致流於天馬行空，或書生空談。
- 陳前副總統為人謙和，常面帶笑容，充分獲得廣大民眾的信賴。他在副總統任內既能盡責擔任「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和「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召集人，推動最棘手的社會可持續性問題的改革，則攸關台灣長治久安前景的高教的浴火重生，陳前副總統豈能置身事外？況且，由陳前副總統擔任「高教國是會議」召集人，必定能夠獲得蔡英文總統的完全信任與充分授權！
- 高教改革的問題，盤根錯節，必定牽涉到許多政府部會與各界社會人士，陳副總統的國際學術地位、國內行政經歷、曾經多次帶領台灣民眾走過風雨衝擊並做出具體貢獻等紀錄，聲望及能力足以服眾。
- 非常重要、至為關鍵的一點則是，除了接受過幾年的國外博士研究生教育之外，陳前副總統（以及他的小孩的）一生的學校教育，都是在台灣接受或從事的，因此他對於國內教育的長處與短處，必定體會深刻，有所領悟，並且痛心、關心，而不僅僅是一個「過客」而已！——相信許多國人都有親身痛切體驗或眼見，長年從上而下的「過客政策」，以及隨機移植的作法，逃避深耕的心態，正是造成當前台灣高教困境的主要原因。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過後，全世界的高教景象必定與疫情之前的高教景象大異，如何積極解決台灣高教眼前的迫切困境，同時思考、規劃，和開創未來的高教走向，此正其時。基於以上6項理由，建議不日召開「台灣高教國是會議」，並建請陳建仁前副總統，義不容辭，擔任召集人！
＊作者為交通大學物理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