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年輕男性的自殺人數就逐年增加，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後問題加劇。
多數專家都同意，由於傳統終身雇用制正在崩解，派遣制度與彈性工時盛行（安倍當政以後變本加厲），導致將近4成的年輕人沒有穩定工作。而日漸貧窮化的他們，在看似自由其實失序的社會中，忍受著新瓶裝舊酒的勞動剝削，難免一個嚴重卡關就可能動念輕生。
最後1種是所謂「宿命型」（fatalistic）：當個人感到被置於極度受禁錮的情境中，即使付出任何努力也無法改變自己命運。此種「沒有未來」的強烈無助與徒勞感，極易將人帶往自殺一途。
這種悲觀狀態，常見於日本校園中被霸凌而無人伸出援手的學生，以及職場中血汗過勞而壓抑不說的會社員。
「沒有抱怨」的不健康文化，既是結構性的集團體制產物，也是人際性的同儕壓力使然。2016年轟動全球的日本電通新進女社員過勞自殺案，就是在這種日復一日、不敢辭職卻又無力改變的宿命情境中發生。在這位芳齡24歲、東大畢業的自殺女生Twitter中，令人心疼又憤怒地充滿如下的貼文：「確定六日也必須到公司上班，我真的很想死」、「除了想睡覺，我已經失去任何渴望」、「每天對於隔天的到來，都感到恐懼不已」。
還記得鴻海集團在深圳「富士康」廠區所發生的工人集體跳樓自殺事件嗎？在歐洲左派行動主義大師貝拉迪（Franco Berardi）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Heroes: Mass Murder and Suicide）書中，曾引述富士康員工在部落格寫下的一段話：「（自殺）死亡的意義在於證明我們曾經活過，但在我們活著的時候，生命中只有絕望。」說來極其諷刺，如此震撼全球的自殺潮（幾乎是18至25歲的年輕作業員），竟然還會發生在涂爾幹對人類社會已然提出防範自殺診斷的一個多世紀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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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灣衛生福利部的統計，在15至24歲、以及25至44歲兩個青壯人口群體的主要死因中，自殺分居第2、3位。儘管我們國家的年輕人自殺死亡率並不如日、韓嚴重，但如果政府沒有謹慎留意上述導致自殺的各種社會成因，也無法積極兌現蔡英文總統在去年就職典禮中，公開向青年世代的承諾：致力改變對年輕人不友善的根本性結構，我們必須對政府大聲刺耳地發出警語（而不只是消極地在媒體自殺新聞底下，對一般讀者加註個人性的警語）：請別讓自殺成為人們看不到出路希望的無助選項。
＊作者為現任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師。本文原刋《新新聞》1577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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