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甚少人比較香港境內兩類觀點與分析方法相對立的英治記憶書寫。第一類書寫相對接近於愛國史觀，偏向以零和遊戲角度評斷英治，分析焦點較內向、較不重案例比較實證研究。這類書寫傾向認為，百年香港英治幾無可取之處。另一類書寫則相對「政治不正確」，對香港英治績效較予以肯定、教條式敵我思維較淡薄，分析方法較著重上文所述的全球史視野與實用主義精神。
這節想指出的是，香港後一類英治記憶書寫文獻較前一類可取，理由有二：第一，兼顧各種脈絡的實證研究所生產的知識，既往往比相對抽空的價值判斷更具現實意義，亦較能經得起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為驗證理論解釋力而提出的「證偽」（falsification）科學方法之考驗。第二，縱覽香港之外的殖民管治歷史書寫，能否證愛國史觀的研究文獻比比皆是，民族主義反殖觀點並沒有被視為研究帝國管治興衰的必然路徑。
受篇幅所限，下文只選四位香港論者有關英治記憶的著述以作基本梳理與分析。第一類較接近於愛國史觀的香港文獻，會以劉紹麟的《香港的殖民地幽靈——從殖民地經驗看今天香港的處境》以及羅永生的《殖民家國外》為參照藍本。第二類較重全球史視野與實用主義精神的香港文獻，則以收錄於洪清田所編《人文香港：香港發展經驗的全新總結》的〈在乎香港：政經人文大景觀：創辦「香港學研究所」與「兩岸四地研究所」芻議〉以及黃兆輝的兩本著作《港產紳士——治港百年的半山區上文化》、《積極不干預：港英政府的中國通》為例。
香港之內閱讀英治的兩種視角
劉紹麟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其著作《香港的殖民地幽靈——從殖民地經驗看今天香港的處境》的基本論點，是英殖官員無心管治、對殖民地子民欠缺承擔、疏於長遠規劃。他在書中如此描繪香港英殖管治操作：「宗主國不會從當地人的長遠利益著想，規劃當地的發展」、「殖民人沒有機會、也不容許以『主人』的身份來思考自身社會發展方向」、「這種不講信任、不講道德的官民關係，在殖民地是最自然不過的」、「殖民地政府就好像黑社會支持的物業管理公司，而九七前的香港便是由這樣子的政權所管治……殖民地政府是從外面闖進來，拿槍管抵著人民額頭而產生的，所以殖民地政府是不必談認受性的」。
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在學生時代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於八十年代是倡議「民主回歸」的代表人物之一，《人民日報》曾稱他為「愛國青年」。從羅永生的背景看，他評斷英治的分析是值得研究的文本。他的著作《殖民家國外》基本上是從文化角度評斷香港英治的歷史意義與價值。《紐約時報》書評曾指，《殖民家國外》的重點在於解構「戀殖」現象，這種說法已多少暗示羅永生對英治的基本看法。羅永生認為，香港經歷百多年英殖管治，幾無可取之處。英治的主要問題在於馴養順民與散播犬儒、工具理性及實利主義，繼而令社會個體原子化、令公民意識瓦解，消弭政治的官僚管理主義因而普及，最終香港社會的「奴性結構」成形、民眾主體靈魂消失。按羅永生觀點，香港英治下「奴性結構」之構築，是英殖管治者意願與「落後腐敗」的中國傳統文化兩者結合的結果。羅永生繼而認為，在「奴性結構」之下，百年英治並沒有為香港建立「先天優越文明」，「相反地，從歷史的深沈探索中，滿眼都是香港特色的殖民／封建奴性，光怪陸離的時空倒錯、黑白顛倒。香港人習慣心態，仍舊充斥著揣摩上意、委曲奉承、反智犬儒的奴才性格……香港值得珍重的核心價值，都不是源於保守封閉的殖民體制恩賜，而是從香港人在反抗殖民／封建奴性文化的歷史經驗中累積的」。有趣的是，羅永生所提到的香港人被「英殖奴化」之說，不但與親中共的愛國史觀異曲同工，且也與二二八前夕中國大陸來台國民政府激起本土矛盾的「日殖奴化」論顯得殊途同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