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遺忘香港英治歷史的原因，是今天的香港彌漫「香港已死」、「輝煌不再」、「失家」等負面情緒，比較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前後香港管治模式有何變化、有何影響，已成極具現實意義之事。要認真比較香港中英治模式的成敗得失，首要一步，是不以充滿民族主義情意結的愛國史觀閱讀英治，需從實用主義與全球史角度更全面地閱讀香港英治經驗。
建國後的新加坡、二二八前夕的台灣，都是兩個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以承傳殖民管治遺產思維理解地方發展的兩個案例。在新加坡，英殖管治被官方視為國家繁榮發展的基石。於台灣，日殖管治被理解成台灣面向世界的背後助力，二戰後中國來台國民政府推動的「中國化」同化運動繼而被視為背向世界、只偏隅一國的狹隘轉向，催生台灣本土意識的「二二八事件」便是在此背景下爆發。可以說，新加坡與台灣的案例顯示了知識生產與現實政治的關係，對梳理香港英治經驗頗有啟示。
新加坡政府於2019年展開一連串活動，以紀念英國人萊佛士將新加坡開埠成為英帝國港口城市二百周年。總理李顯龍分別在2018與2019年年初發表演說，向公眾解釋官方紀念英治的理念。從愛國史觀角度看，李顯龍所述的紀念因由，顯然是在「美化殖民」、「戀殖」、極其「政治不正確」。於2018年年初，李顯龍在題為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的2018年新年賀辭說，紀念新加坡開埠二百周年，是為提醒國民國家成就的基礎何在。李顯龍認為，若然1819年萊佛士沒有在新加坡登陸，往後新加坡便也許無法在東南亞發出璀璨光芒。李顯龍甚至說，英治是新加坡城邦國家共同體構建的重要起點。到了2019年，李顯龍再於演說解釋紀念活動對國家的意義。他直接明了地說：「沒有1819年，便不會有1965年，2015年的五十周年國慶便將無從談起。1819年為我們的國家歷史締造了可能。」
新加坡政府高調紀念英治，背後當然不無政治考量。從內政角度看，新一屆大選將臨，新加坡執政黨可透過紀念英治軟性推銷政績。於2019年出版的200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梳理英治遺產的一大內容重點，便是指出有利新加坡發展的善政固然始於英治，但執政黨政府將善政發揚光大、盡善盡美的角色更為重要。對新加坡而言，保存英治記憶還有外交意義。早在1960年代，新加坡經濟顧問魏森梅斯（Dr. Albert Winsemius）便曾建議，保留萊佛士人像、擁抱英殖遺產，是為方便新加坡這個新興小國吸引全球資金、人才與技術，以便國家快速發展。200 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的兩位編者事實上是新加坡與英國的外交官員。新加坡外交官許通美（Tommy Koh）在書序說，他的編纂目標介乎於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與印度政客塔魯爾（Shashi Tharoor）二人觀點之間。弗格森著有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對英帝國之於世界文明的貢獻讚譽有加；塔魯爾則著有Inglorious Empire: What the British Did to India 。塔魯爾認為，英帝國管治對印度經濟、文化、心理發展有害無益（下文將會更詳細討論塔魯爾的史觀）。200 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書內的英治記憶，可從以下四點與香港情況作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