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南非，則更是在獨立後就放棄了陪審的傳統。
在美國聯邦法院，民事陪審已減少到百分之一不到，在刑事領域，適用陪審的案件數也不斷減少，1971年聯邦地院有百分之9.6的案子採陪審審理；到了2015至2019年，這數字僅剩平均百分之2.1，至於其他百分之97.9的案件，除了法官審理外，大多讓位給一種新興的制度「認罪協商」。很多人努力主張陪審制，但是他們不會告訴你，他們談論的只是在不到百分之2.1的範圍內的事情，也不會告訴你，另外百分之97.9發生了什麼事？真相是，因為陪審審理對絕大多數的被告過於昂貴而無法負擔，也少有能承擔這種訴訟的律師，大多的被告寧可用認罪來換取比較輕的刑，這可能無關公平正義，只關係檢察官與辯方的籌碼與談判技巧。
人民參與審判從「獨自討論」轉向「共同討論」
探索這個歷史流變的原因，就必須追溯到公正審判的要求、防免審判者濫權的適法性控制。過去自由主義者曾滿心期待陪審團可以對抗君主專制與威權，陪審是民主的象徵、人民主權的體現，反映革命的崇高理想與對權威的不信任；對於革命者來說，象徵「人民意志」的陪審是至高無上的，因此，陪審團的判決也不需要由說理來辯護。
但歷史的發展如何呢？幾乎在引進陪審審判不久，法國就出現「民粹審判」，於大革命期間，「革命法庭」就曾以「人民的意志」，將成千上萬異議份子送上了斷頭臺。所以，在最極端的情形下，無論法官或陪審團都可能發生濫權的問題，「法官=權威」、「人民審理=反權威」這樣的兩極劃分，顯然忽視審判權威的來源，是源自職司審判者所掌握、能決定他人有罪或無罪、罪刑輕重的權柄；而非取決於審判者是出身職業法官或來自群眾。
濫權、專擅與誤判，可能來自偵查機關的違法濫權、造成誤導的證據，但最根本的問題，是審判者的主觀偏見、偏執、傲慢以及各種的心理偏誤。
所以刑事訴訟法才賦予法院對裁判說理的義務、讓當事人可以對法院認定事實錯誤提出上訴，以及要求法院認定事實要符合經驗法則、論理法則，這些都是控制審判者依法公正審判，防止專擅、濫權的機制。
相對來說，「陪審團獨立討論」的陪審審理不會提出判決說理，也不能直接對事實問題上訴，因此，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陪審團是否像「十二怒漢」（12 Angry Men）的劇情一樣，當其他陪審員都興致闌珊只想回家的時候，只因為一位充滿正義感的陪審員力挽狂瀾，就有了充分周全的討論？是否陪審團考量了有瑕疵的證據？是否混雜了個人的主觀好惡偏見？又是否有一位專業權威或意見領袖領導、影響其他陪審員的意見？因為，這一切深藏在陪審評議室的密室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