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兩公約的可選擇性，《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卻不斷地被董氏基金會拿來做為要求政府的衛生機關制定更嚴格管制辦法的依據。尤其在過去的馬政府時代，不僅許多公共空間被限縮，菸捐與菸稅也不斷調漲，各地方所張貼的禁菸標語或貼紙隨處可見，簡直比過去戒嚴時期「保密防諜」的標語還要氾濫。這種把國際公約過度引申的效果，早已超越扁政府當初簽署時的初衷，也造成政府衛生機關淪為董氏基金會「附隨組織」的譏評。
然而，在政黨輪替之後，關於董氏基金會過度介入臺灣公共衛生政策的問題，卻從未被仔細檢視過。不僅止於反菸，某些食品安全與憂鬱症評量計畫的問題，過去都曾被批評為過度干涉政府公共衛生政策的運作。
現在，董氏以政府受到菸商壓力、未遵守國際公約，甚至連衛福部長陳時中有無吸菸習慣都成了未能進入世衛大會的理由，並以此做為續推董氏版菸害防制法修正案的攻擊點，顯然相關議題仍將在未來立院的會期裡持續延燒、沒完沒了。
雖然這種跳脫公眾論辨而完全訴諸歧視與煽動的路線，早已為臺灣逐漸成熟的公民社會所拋棄，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在資訊不足與扭曲的情況下，很多民眾還是很容易受騙，誤以為只有通過嚴厲的管制辦法才是「真衛生」。
要不要制定更嚴格的管制辦法與能不能進入世衛等組織之間並無關聯性，就算是對已簽署《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的世衛組織成員國而言，公約的約束力也僅止於要求各國政府增加對於菸品的認識而已，並無其他罰則，當然更不可能因此而影響成員國或觀察員間對於醫療資源與防疫情報的分享與交流。新政府應該拒絕董氏持續地以片面及扭曲的資訊，影響未來臺灣的公共衛生政策。
臺灣要能在世界衛生醫療的領域發聲，靠的不是制定更嚴格的菸害防制法這種「臉面」，而應該是更符合法治與人權的公共衛生政策。
因為我們距離世衛太遠，卻與董氏太近。
＊作者為臺灣吸菸者權益促進會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