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形像豈是駁斥被告聲明所能建立？
馬、柯與北檢的聲明攻防，固然怪異，更荒謬的是，王柯關說案為的是柯建銘涉入「被控侵占一千二百萬的背信案（全民電通案）」，一審被判無罪，王金平代柯建銘請檢方不要再上訴，就避免浪費司法資源的角度，亦屬正常，這也是為什麼馬英九抓著這點要處分王金平黨籍，被批評是拿著雞刀砍國會議長，沒砍成自己卻重傷。
同樣的，從避免浪費司法資源的角度，馬英九洩密案不也是一審無罪嗎？檢方又何須再上訴？簡單講，檢方上訴幾成慣例，不上訴反而奇怪，兩案對照，豈不更凸顯當年全民電通案，檢察官在上級長官打了招呼或交代之後不再上訴有多麼特殊？檢察官的委屈竟是總統不能揭發他們被關說（切）？台灣儘管尚未將「妨害司法公正罪」入法，這是不能論「罪」，卻不表示「關說司法」為人民接受，從比例原則來看，檢察官的形象，又豈是前元首可以「誤導」？
要說北檢衝著馬英九而來，未盡公平，北檢三番兩次發聲明駁斥馬英九之外，五月下旬，為了警大教授葉毓蘭一篇文章〈警察，別再追了！〉，特別發布新聞澄清說明，檢察官對員警提起公訴已竭盡手段態度審慎。好笑的是，全篇隱去刊登文章的媒體和撰稿人，「低調」到不知道北檢到底要不要讓人看到他們的聲明，或許因為最近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召開，審檢交鋒，為堅守陣地、形象、乃至其「司法官」的地位，北檢已經到了「批評至，必反之」的地步，愛惜羽毛是對的，但方法論大有問題，至少檢察官形象不是以批駁輿論或被告可以建立的。
檢察官若自認是「司法官」，總該理解「緘口不言」與「偵查不公開」的約束對象都是法官和檢察官，既非被告也非律師，司法官心證的重要性由此而來，不論當事人或律師如何庭上庭外抗辯，不論輿論如何沸沸揚揚，都不能干擾和影響依法起訴或判決。
能保障被告的，才是好檢察官
『繩麓先生問我：「你以為怎樣才是好檢察官？」
我答道：「勾稽案情，追問被告，求得實際情節，決定起訴或不起訴，就是好檢察官。」
繩麓先生說，「不然，能保障被告的，才是好檢察官。你說的不過是普通檢察官，不是好的。』─陶希聖《語冰錄》
民國十一年，正在謀法學教職的陶希聖拜訪司法界前輩、時任北京高等審判廳庭長的吳柄樅（繩麓），而有上述對話。九十五年前還是北洋政府時代，民、刑法尚未頒布，原則上以「承繼前清法制」的方式作為過渡，都還知道「好檢察官」的定義。百年之後，「好檢察官」有了變化嗎？
五月初當面向法務部長邱太三請辭的檢察官蘇振文此一說，「檢察官辦案應心中柔軟，且要有慈悲和同理心為當事人設想。」他舉的例子是為緩起訴一位吸大麻的年輕人，以及家庭糾紛提告又撤告，直接簽結會比不起訴更細膩（避免夫妻雙方收到不起訴書而影響感情）。
至於馬英九洩密案，事涉朝野政治，檢察官不必太細膩的關懷馬英九或柯建銘，馬、柯從在任吵到卸任，由他們吵去，檢察官以事實論證做為起訴與否的依據，庭外聲明棒打被告，徒然影響大眾對檢察官獨立與中立辦案的觀感，何必呢？與其檢察官和馬英九聲明來駁斥去，開放「庭審直播」得了，也讓大眾見識一下，馬、柯到底誰有理？法官和檢察官哪裡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