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爆發「二號橋事件」，學生把大學旁的幹道封了，警察則集中力量攻堅，Albert人不在校內，還是找了一輛「家長」車，趁隙把物資運進去。他強調，「家長」原本都是陌生人，是在運動中慢慢建立起互相幫助的關係，家長們雖非「勇武」，但其實在香港法律中，幫忙運送抗爭工具的車主所負的法律責任更大，無所謂和平或勇武，每個人都實實在在地承擔著風險。
「當時只認識幾個月，現在想想好像很短，但每天都見面、一起做事，只要一個星期感情就會突飛猛進，」Albert回憶。
和其他學生或上班族不同，Albert說，自己抗爭是「full-time」（全職），七月至十二月間，戰場無所不在，他也鮮少踏足家裡，添購與運送物資、開會、抗爭等，累了就睡在手足家，路邊和衣而睡也是家常便飯。家人不希望Albert獻身受傷，但也支持他的想法。而同輩香港年輕人幾乎都是「黃的」，但無論是否為勇武派，友人從不探問彼此的行動，就怕哪天相互牽連。有一次，Albert的左手臂被催淚彈打到，沒有外傷，卻足足麻木了兩個星期，朋友看到後只說：「那麼不小心啊。」淡淡言語盡是心照不宣。
談到抗爭者樣貌，Albert也不斷強調，每一個人都用著自己的方式在努力，有錢可以出錢，有房可以收留人，大家都用自己的方法推動這場運動。「如果要求每個人都是黃金聖鬥士，哪還會有200萬人出來？」Albert表示，雖然某些勇武手足認為他的自由派想法太「左膠」，但他卻認為這就是「無大台」的好處，「每個人都是自願的。」
正因為各自努力，抗爭街景也不只有流血和煙硝。Albert憶起最奇妙的時刻，即是認識一些「超級有錢人」。他說，不少上流人士暗中支持抗爭者，當時很多抗爭活動發生在港島，有些富人會預定附近的酒店，每當有年輕人被警察追趕，他們就將人拉進飯店，還提供體面服裝給年輕人換上，警察即使心知肚明，也不敢動這些富人一根毫毛。「有時上一秒還在奔跑，下一秒就喝起下午茶，」Albert打趣說，自己從未想過會踏進那些酒店、認識那些富人，想不到竟在抗爭中實現了。
2019年年底，反送中運動的熱情漸漸凝滯下來，人人都感受到瓶頸，抗爭者一一遭到起訴，攻擊抗爭者的人卻備受鼓舞，連「和理非」上街張貼文宣都可能被人砍得肚破腸流。在這個關頭，Albert依舊不想停止，但媽媽與已經來台的勇武派友人與他長談幾個小時後，他意識到抗爭也需要進入另一階段，而台灣擁有自由的空氣與許多願意支援的民間團體，正是合適據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