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問我們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很多香港人會迴避這個問題」，25歲的香港邊城青年秘書長Kuma表示，身分認同與文化認同是香港人時常必須面對，但難以回答的人生叩問。獨特的殖民歷史與地緣政治，加上面向國際社會發展的經濟金融體系，注定香港融合華夏與西方文化的命運，以及複雜的身分認同。
「因為香港長時間以來根本不鼓勵你去思考這些。」Kuma認為，現代香港資本主義運作最佳的模式，其實就是一家公司。「所有部門都是為了香港這個國際金融大都市去努力、去賺錢，所以香港人最好不要對於國族身分認同有太多想法，這也是為什麼香港人過去相當政治冷感。」
政治冷感，卻遭官逼民反
香港人在外界眼中講究效率、功利的形象，不是沒有原因的。20多歲的在台港人Albert說著自己眼中的香港人也是如此，除了喜歡吃喝玩樂，也喜歡漫談股市、英美時事等現實局勢，但一點都不習慣思考認同、民族情感這類問題。「在香港，一個人被說感性、浪漫，他是會想否認的，有那麼點負面意義。」
Albert表示，其實過去一直沒有認真思量何謂「香港人」，「來台灣後有人問我，未來你的孩子會是香港人還是台灣人？這才讓我開始思考，但其實還沒有答案。」
他認為，「香港人」認同正式浮出檯面，比較偏向雨傘運動後的現象，老一輩對此並沒有太多思考。雖然從未有過真正的「港人治港」，但在英國殖民時期以及回歸前期，港府的政治色彩並不濃厚，香港人也就不需觸碰認同問題。但隨著兩文三語、國民教育、爭普選、《逃犯條例》等議題一一浮現，中共中央逐漸露出真面目，港人這才被逼著反彈。
30多歲，嫁來台灣已10年的Samantha則觀察，在香港這個移民社會，許多老一輩從中國移民來到香江，難免對自己出生、成長之處帶有感情，懷抱大中華情懷。她的父母亦在文革時期逃難到香港，但她認為父母輩許多人「愛國不愛黨」，儘管稱自己是中國人，卻總強調「我不是共產黨的人」，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年幼的Samantha被父母抱著到維園參加集會，那是她第一次見到父親流淚。到了她這一代，「我是香港人」的認同已非常自然，不因主權移交而有所改變。
位於帝國邊陲，香港數百年來容納許多在中原、嶺南遭排斥及鎮壓的抗爭者，就連菲律賓國父黎剎（José Rizal）、越南國父胡志明都曾先後投奔這自由的島嶼避難。20世紀之後，在中英兩大帝國的夾縫下，香港民族認同逐漸成形，台南香港關注組的曉琳指出：「作為英國殖民地，我們有自由卻沒有民主，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談判，香港人也沒辦法派代表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