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不可能每個國家都只出口而不進口，因為如此一來，貿易便陷於停頓。
第二、重商主義雖然於王侯有利，卻不利於消費者。高額的進口關稅屬於國王徵收的特別稅，卻是擾民的舉措。此外，許多手工作坊的所有者利用這種保護傘來對抗外國競爭者，他們提供品質低劣的產品，卻索求過高的價格，堪稱大發壟斷財。
第三、重商主義不斷引發貿易戰，使歐洲動盪不安，並導致爭奪領土的全球性戰爭，因為各地王侯誤解國際貿易是一場零和賽局：有一國贏，就必然有一國輸。史密斯才點出將貿易夥伴視同敵人，是一種荒謬的作法，而殖民地也未能帶來好處。
第四、最重要的是，重商主義的基本假設為，擁有最多黃金與白銀的國家，便是最富有的國家。然而，西班牙的命運卻在當時人心中投下震撼彈：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發現龐大的黃金，尤其是白銀礦藏；根據重商主義者的邏輯，西班牙應該極為富有。事實卻是，西班牙自十六世紀起便急遽變窮；反觀荷蘭與英國，二者雖無貴金屬可供開採，卻一路崛起，成為貿易大國。由此看來，豐沛的黃金與白銀流入，反倒成了一種詛咒──為何如此？
於是，《國富論》將矛頭對準重商主義，後來史密斯以「剽悍的攻擊」來形容自己這部作品，宣稱他意在「摧毀英國的整體商業體系」。然而，《國富論》不僅提出強而有力的批判，史密斯更希望對財富如何生成提出全新的闡釋。
此時之所以能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有史以來英國的國民收入首度持續增加。自十八世紀起，英國經濟開始出現明顯的成長，英國人也驚喜發現自己變得更有錢了。《國富論》開頭便提到，即使是一般勞工的生活都比他們的祖先好得多。史密斯更詳細列舉，英國一名日薪工人甚至擁有一件羊毛料外套、一件亞麻襯衫、一張床，刀叉、陶製器皿、錫盤和玻璃窗等。
即使在偏僻的蘇格蘭，財富也同樣增長，而且惠及最貧窮的人家──此時不再有饑荒，這可是前所未有的現象。1695至1699年，五年之間四次歉收，導致一次人口大量死亡，15%的蘇格蘭人在這場災難中喪命。1740-41年，雖然再度出現一次災難性的糧食歉收，但沒有人因此餓死，因為此時交通網已經相當發達，可以從英國其他地區運來糧食。而在平常日子裡，下層階級的生活也比從前過得要好，他們買得起奶油、乳酪和魚，爐灶裡燒的是煤炭而非泥炭。
儘管現在連最窮的人都吃得比以前好，不必擔心餓死，但受惠於新財富的，主要是佔極少數的中、高階層人士。這些人的享受大幅提升，證據之一是更多人有能力購買更多書籍，以致蘇格蘭的紙張產量增為四倍，而馬車、香水等其他消費品或住宿旅店、客棧的需求也同樣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