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許多臺灣的精英懷念蔣經國威權統治下的經濟起飛年代，因此連帶推崇今天的「中國模式」，他們認為，中國20多年來的經濟起飛驗證了威權體制的優越性。如果沒有一個以發展為核心目標的一黨專制政權，中國的經濟起飛是無法想像的。但是，這些臺灣精英忽視了中國威權體制下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成本和政治後果，在本書中，裴教授認為，由於威權體制的排他性和缺乏有效的問責機制，精英共謀勾結和濫用權力是這類體制的核心特徵與通病。這類政權統治的國家若取得經濟高速發展，它們的社會一般來說將會承受巨大的社會成本，如環境污染、貧富不均、官員嚴重腐敗等。這種社會成本不僅侵蝕了經濟發展的質量，而且會使經濟發展本身缺乏持續性。
許多臺灣精英認為只要經濟水準提高了，其他問題就好解決，他們推崇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裴教授卻持不同的意見，他認為經濟發展只能解決一些純粹由於資源缺乏而造成的問題，卻不能解決由於資源分配不均和政府權力缺乏監督所引發的矛盾。在威權體制的統治下，後一類問題往往在經濟發展取得一定成果之後變的更加複雜和難解。裴教授把這個現象稱為「威權發展悖論」，即威權體制現代化不僅無法為統治精英贏得長久的合法性，反而會導致國家社會矛盾的激化，造成這一悖論的關鍵因素是權貴資本主義。
裴教授指出，威權體制下的中國經濟發展容易導致權貴資本主義，其根本原因是統治精英控制了巨大的經濟資源和有對產權的絕對定義和支配權。由於威權體制下的政治統治精英的特權，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利用這些權力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自肥」。同時，政治精英和民間的經濟精英共謀勾結，進行「權錢交易」，這一過程對這兩組精英都是一個「雙贏」的機會。統治精英可以兌現自己掌握的「權」，尤其是對國有資產的支配權。少數能夠和統治精英建立密切私人關係的經濟精英可以通過賄賂，以少量的錢來獲得低價的高質量國有資產，從而獲得暴利，成為巨富。裴教授通過分析260例共謀型的腐敗案件，從微觀層面描述了中國的腐敗市場的基本運作規則和機制，披露了「後天安門時代」政府官員和商人如何通過勾結，有計劃地掠奪國有資產（特別是土地、自然資源和國有企業資產）來積累巨大的財富。
裴教授研究了1990年至2015年涉及政府、執法人員、私營商人和有組織犯罪成員的260例被中共官方公開報告的腐敗案件，他旁徵博引的精彩論述，呈現出一般臺灣讀者想像不到的中國腐敗現象。勾結腐敗到處滋生的現象也許令讀者震驚，但從理論上不難解釋：「中國政權之所以勾結腐敗叢生，是因為這種行為獲利既高，被抓到的風險又低。除此之外，勾結腐敗又會因為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而進一步滋生勾結腐敗。由於搞勾結要比不搞勾結有利，買官的人一定會爬得比正直的同志要快。勾結腐敗還會讓黨國體制內的組織風氣日益敗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