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十月十六日早上，我在《紐約時報》A3版面偶然看到一張照片。照片中，五名中年日本人──兩對夫婦與一名女性，都穿著方方正正的一九五○年代風格的西裝、領帶與裙子──在東京羽田機場走下波音767客機。報紙標題寫著：「五名被綁架的日本人返鄉，與親人相擁而泣。」
我看著照片，心裡湧現出一連串的問題。這些大半生生活在最與世隔絕的國家的人是誰？他們為什麼被綁架？他們能告訴我們關於這個祕密國度的事嗎？他們的人生分別在日本與北韓度過，他們認同的是哪個國家？他們被洗腦了嗎？還有多少人也被綁架？這些人還活著嗎？
而在我看到照片的前一年，二○○一年的九一一事件震撼了我。我站在布魯克林赤褐色砂岩自宅屋頂，看著雙子星大樓倒塌。雖然很幸運地我沒有任何親近的人在這場災難中喪生，但面對災後席捲全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我感到惶恐。看到許多同事變成事實上的「戰地記者」，他們認為「翻天覆地」的故事才是真正重要的報導，我很失望。往後十年的新聞採訪越來越反常，許多記者對於新聞採訪的目的也有了新的見解。我並未參與其中。我不想報導戰爭或激進的伊斯蘭教，我擔心恐怖攻擊事件已經誘使美國走入歧途，把美國得以偉大的自由破壞殆盡。奇妙的是，我對日本綁架事件的興趣似乎有助我面對美國的精神崩潰現象。
二○○二年，就在日本努力尋求戰後國家定位時，綁架事件曝光了。日本的經濟正在衰退，出生率陡降，整個國家正面臨信心危機。日本是殖民亞洲與攻擊美國的軍國主義侵略者，還是過去曾遭受原子彈轟炸而現在則是民眾遭到綁架的和平主義國家？我的日本朋友有時會把綁架事件稱為日本的九一一事件，就像蓋達組織在馬德里（二○○四年）與倫敦（二○○五年）犯下的爆炸案在西班牙與英國留下的傷痕一樣令人無法忘懷。起初我對這件事感到不解，因為日本一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但是當我目睹日本加強反恐策略與移民管制時，我開始理解「日本的九一一」與其說是事件，不如說是一種心態。與美國一樣，日本的創傷源於突然發現這個世界遠比它原先想的來得危險，即使是最繁榮最強大的國家最終也無法避免蓋達或北韓的傷害。「自從一九五二年美軍占領時期結束之後，日本人就生活在溫室裡，」某天下午《朝日新聞》政治組編輯渡邊勉一邊喝著咖啡一邊對我說，「二○○二年，日本發現外在世界原來是如此冷酷與充滿敵意。」在創傷下，自然而然浮現了受害者心態，這是在此之前的日本與美國未有的。二○一一年地震與隨後的福島核電廠爐心熔毀事件又進一步加深日本的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