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大陸異議作家余杰今年7月26日在「風傳媒」上發表了《淹死3名日軍，卻要89萬平民陪葬！揭蔣介石抗日黑歷史：花園口決堤事件》一文，其文早在5月就發表在網路，標題文字微有出入，其實是同一文。如此看來余杰和「大是文化」等傳播者費盡了心力。回顧總統大選前選情升溫的2019年8月，在余杰的《顛倒的民國》新書分享會上，時任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與之對談，一唱一和。那麼現在這《揭蔣介石抗日黑歷史：花園口決堤事件》一文，是史學文章嗎？或者是有歷史考證嗎？都不是。這是一篇政治性的歷史評論文，看似評論歷史，實依據政治目的之需求「裁剪歷史」作錯誤判斷。下面以「余文」來代稱此文，提出四個方面的問題來闡明「花園口決堤事件」，且一步步分析余文。
壹、首先蔣介石在抗戰之初為什麼要決黃河之堤呢？
余文僅言蔣介石的目的是以水代兵阻擋日軍，沒有交待背景和來龍去脈。余文稱「國民黨政權」，這是中共建政後的稱法，余杰是中共教育體系教育出的碩士，余文的稱法反映出余杰的知識背景。但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當時是獨一無二的中國政府，沒有他者，當時中共也承認的，所以依史實不可以稱「國民黨政權」，這是常識。當時中國是落後的農業國，日本是世界一強的工業國，因此中日的軍事實力差距懸殊，日軍有「三月亡華」說，其依據是排除了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的純粹軍事力戰爭的沙盤推演，駐華德國顧問也做過類似評估結論與日軍相近。也就是說中日之戰，中國只有最大化發揮地利與人和因素才能不敗。「花園口決堤」就是最大化發揮地利的戰略作為。軍事家蔣百里戰前早早就判斷出中國要在三陽(洛陽、襄陽、衡陽)以西來抵禦和決戰。中國的備戰和後來抗戰的形勢就是這樣的。沿海和華北等平原必定要淪陷，因為完全適用於日軍機械化作戰，相比之下缺乏重武器等的國軍無力抗衡日軍。這是「花園口決堤」的背景。
另一背景是決黃河之堤以水代兵的戰略圖謀，中日雙方都有，只不過看誰下手得及時。
德國軍事顧問法肯豪森戰前在《關於中國抗日戰備之兩份建議書》中就建議蔣介石：「最後戰線為黃河，宜作有計劃之人工氾濫，增厚其防禦力。」這種想法在國軍將領中也比較常見。戰時台兒莊大捷後，陳果夫建議蔣介石「大汛時，恐敵以決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縣死守，則隨時皆可以以水反攻制敵……敵人殘酷不仁，似宜預防其出此也。」這是擔心日軍使用決堤黃河的手段來對付中國軍隊，從而提出了這樣防患未然的「反制預案」。日軍有無決堤黃河以水代兵的意圖呢？當時日軍第1軍參謀長的橋本群在中方花園口決堤後悔稱：「第2軍要渡河進攻山東，是大事業；如果黃河水漲，華北五省則以天然大障礙隔絕。但謀略須呈報中央。這是櫻井最得意的地方，不料敵方先下手。」也就是說日軍有此決堤黃河水攻國軍的意圖 [i]。大陸的渠長根教授在《功罪千秋：花園口事件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寫到花園口事件亦有防止日軍破壞黃河大堤水攻的先發制人的一面。書中寫道「花園口決堤」後八年，日軍多次決黃河之堤水攻國軍，如1939年9月日軍被湯恩伯、龐丙勳等國軍反擊後乾脆挖長決堤口保護佔領區，再如1944年8月16日大陸交通線戰役時，日軍在西華和商水兩個縣掘開新黃河大堤，大水狂泄迫使中國守軍防線大亂後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