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前總統李登輝過世，他身後所留下的，是一個持續在民主發展道路上跌撞向前的台灣。人們可以不同意他的立場、他的願景以及他的手段，但任誰都不能否認他政治手腕的精妙，以及對台灣民主化的卓著貢獻：對內，他奠定了後威權時代重回憲政的遊戲規則；對外，他替台灣在劇變的後冷戰時代中找到大國博弈之間的生存之道。當然，其黑金政治的負面遺產也經常為人詬病，國民黨以及新黨亦因新仇舊恨而對其恨之入骨，但本文並非要對李前總統做生涯評價，而是從一個共和主義的角度來看，台灣應該如何面對這位前總統的去世。
在許多年紀稍長者的記憶中，「總統過世」在台灣是與兩蔣緊密連結的。蔣中正、蔣經國去世時，台灣都是舉國哀悼，百萬人列隊跪拜，痛哭流涕，雖然因為「反攻大業未成尚未還都」而沒有依照國葬法第一條，由繼任總統認定逝者為「中華民國國民有特殊勳勞或偉大貢獻，足以增進國家地位民族光榮或人類福利者，身故後得依本法之規定舉行國葬。」舉行國葬，但其排場與動員之人力物力仍是相當可觀的。在具有慎終追遠傳統的台灣，這種輻射到過世者身後的威懾，就是威權強人權力展現的極致。但是如今台灣已經解嚴三十三年，兩蔣的時代已經過去，一個民主台灣對於政治人物已經毫無批評的禁忌，資訊的開放也破除了所有領導人企圖造神的努力，政治聖人的想像已經是遙不可及了。那麼，在一個對前任領導人無恐懼亦無崇拜的今日，我們是否應該支持蔡總統責令眾部為李前總統舉行同等龐大的祭奠儀式，甚至國葬？此事關係到台灣全體公民如何記得、評價台灣民主化關鍵年代的一切，僅以合情為判准太過粗略，以下就用一反證法來思考此問題究竟合不合理。
為求反證，我們就從目前看到的一些反對意見著手：反對其國族建構者必然認為其沒有資格受舉「中華民國」致哀；反對其政治手段者亦可從道德層次去批判此人為人鄙劣，因此不值得為後人景仰；而即使對於前兩點都同意或不與置評的人，也可能因不希望「威權遺緒」繼續存在而反對國葬。
立場的問題自然是台灣社會非常熟悉的立論基礎，所以云云皆是因為我反對你的立場，簡而言之就是為反對而反對。在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裡，不是不能反對，但就像是明理的人一樣，不應該以立場而徹底拒斥對立者的意見，理性的人不會一直強調自己絕對正確，而是持續叩問「如果我錯了我該如何知道？」。
而道德論述該不該是決定一個共和國事務的原則呢？這在台灣非常常見，舉凡選舉時質疑對手私德，到批評特定政治人物「德不配位」。政治不是不應該沒有道德，社會也不是不應該毫無綱常倫理，但是就如同前述的理性人假設，一個道德標準是否絕對正確是有待商議的，舉著一個有待商議的原則去攻擊對手是相當不智且魯莽的行為，一個民主社會的規範應該建立在集體意識之上，一個原則只有被所有人都支持或諒解妥協時，才能夠真正期待所有人去遵守。一本書裡的語句、一位偉人的思想、一種文化的世界觀都必須要被檢證，而不能直接被武器化來攻擊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