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爭議焦點「四十五條」
由於英國與清朝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即將在九七年六月底到期，香港問題因此比台灣早提上檯面，而北京就以「一國兩制」做為解決香港問題的模式，並承諾五十年不變。對台灣而言，香港「一國兩制」實驗的成敗，也等於是未來與中國關係的借鏡。
香港「一國兩制」具體內容是什麼？它真的五十年不變嗎？
香港「一國兩制」的具體規範寫在《中英聯合聲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基本法》）。九七年主權移交後，《中英聯合聲明》其實已無太大實際作用，因為英國沒有什麼本錢向中國「說三道四」。因此，香港人要求北京實現「一國兩制」承諾最重要的依據，就只有《基本法》。而在《基本法》一六○條法條中，二十年來爭議的焦點就是第四十五條：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普選，正是香港民主運動近二十年來最核心議題；至於「循序漸進」的過程，則是在《基本法》附件中規定。
「《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裡訂的普選都是中共的權宜之計。他們說的一切不變是指一九八四年到九七年間一切不變，不是九七大變之後不變。」資深媒體人李怡指出。李怡在一九七○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九八年回歸第二年才停刊。之後還持續寫專欄，主持廣播節目。
李怡：台人治台成謝雪紅罪狀
這位八十一歲的資深媒體人記錄了香港半世紀的變化，如今觀察時局依然犀利，也更多一分歷史縱深。李怡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非新招，一九四八年中共就借在香港的謝雪紅之口提出「台人治台、高度自治」；結果，五五年反胡風文藝思想的運動中，「台人治台」成了謝雪紅的罪狀。「台人治台、港人治港就是獨立。在極權制度下，只要把權力分出來就是獨立。」李怡指出。
香港著名政治評論家、曾被第二任特首曾蔭權延攬入政府工作的劉細良，進一步分析「一國兩制」這個權宜之計，「它不是個長遠打算，只是個過度安排。這是鄧小平實用哲學的體現。」他指出，一九四九年之後，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藏問題就是西南局處理的，「他處理西藏的經驗，影響了他對香港問題的態度。西藏是權宜之計，香港也是，『權宜』就是在buy time（換取時間）。」劉細良強調，權宜本來就是隨時會變的。
到底這二十年來，「一國兩制」出現了什麼變化？
變化又是如何產生的？在香港已經住了三十年的台商王茂林，他對二十年來香港變化的個人體驗，恰好點出了「一國兩制」會變的客觀原因。擔任過兩任港澳台灣同鄉會會長的王茂林說：「九七剛回歸時，我回台灣時很多人問我有什麼變化，我說一下子看不出來，那是潛移默化。我當時只想到香港一定會有變化，但沒想像到的是：中國變化那麼大。」
「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像是用靜態階段論描述不斷動態變化的中港關係，在二十年的動態過程中，雙方都在變，尤其中方經濟與國力大幅提升，中港關係也必然跟著變。很多人也像王茂林般，沒料到這個改變一國兩制的主要動力。
變化較明顯出現，最早是在主權移交才五年的二○○三年。在此之前，北京基本上尊重特首董建華，不直接對香港內政下指令，但○二年底開始醞釀的「二十三條立法」，卻改變了北京對香港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