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立法院遭到檢調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搜索，多名立委與辦公室主任被帶回偵訊，初步以羈押禁見與交保候傳等待釐清案情。然而，從現階段媒體所披露的偵辦方向，以及檢調所掌握的證據，似乎就所謂「對價關係」的認定而言，顯然還是稍嫌薄弱，接續在法律攻防過程中，未必站得住腳，怎麼說呢？
檢調的說法，乃企業為求公司的經營權之爭，給予實質金錢利益遊說立委，希冀透過立委的權力，通過有利於該企業的法案。於是乎，立委們在拿錢之後，開始了一系列的修法工程：擔任經濟委員會召委的委員，藉由排案權限，將公司法相關法條列入議程討論；而其他委員則是透過召開公聽會、抑或是在院會中大聲疾呼，要求政府部門應支持修法；再不就是邀集相關單位開協調會，說是「施壓」也好，是「強烈呼籲」也罷，總之就是傳遞訊息給部會，表達該法案沒通過「老子會很不爽」的意念。
就個別立委或在野黨委員而言，所能夠做的，大致上也就只有前述種種，真正要使法案三讀通過，端賴的還是掌握國會多數議席才有可能。更況按公務員的性格，為求明哲保身，單單憑著立委施壓就願意悖離法令行事者鮮少，畢竟公務生涯是一輩子的志業，而立委或不過是過眼雲煙，下回落選，甚麼都沒有了，實無須為此破例行事。基此，立委單憑著各種管道對某案表達意見，就被逕自認定為替特定企業護航，實則太放大立委個人的權力範疇。
因此，問題也許回歸到「政治獻金法」的相關規範，根據政治獻金法第5條規定，得收受政治獻金者，以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為限。換言之，立委、乃至於政治人物在非選舉期間，基本上是不得收受政治獻金（可能因此才被認定為賄款）。而本案在企業遊說的當下，即承諾、乃至於在事成之後隨即給予實質金錢的行為，顯然就違背了法令的規範。誠然，政治獻金法立意良善，但從其規範析之，其並非全然杜絕類似的「拿錢辦事」遊說樣態，只是為了防範構成明確的「對價關係」，規定僅有在選舉期間才能收受政治獻金，藉以確保民選公僕在行使職權期間，不受到實質利益的滋擾。簡言之，基於前述的規範，同樣的企業給予立委金錢的行為，在選舉期間稱為「政治獻金」，屬於合法拿錢，但在平時就可能被認定為因行使職務而收受的「賄款」，是否合理，端賴接下來該案的發展而定。
就本次案件觀之，或許吃相確實難看了些，急欲在付諸立委影響力之後，便催促著企業要依約付款。但倘若換個角度思考，如果委員們懂得「忍一時風平浪靜」的道理，不在職務作為當下收受「前金」，而是要求企業等到選舉期間再給予政治獻金，豈不就合乎法令的規範，可堂而皇之的拿錢麼？相仿的行為模式，卻因著前金後謝的付款差異而有著懸殊的罪責，不是很荒謬麼？而這或許正是相關政治獻金法令所力有未逮之處。
對此闕漏，我經常喜歡以「性交易」與「包養」關係作為比擬：一次性的性交易，乃法律所不允許的情事，因其販售自我身體牟取金錢利益；但耐人尋味的是，在時下「笑貧不笑娼」的風氣下，更多的是以長期交往關係來包裹性交易的「包養」，卻因此而不受到法律的懲罰，邏輯上豈不是很奇怪麼？究竟以金錢換取性交的行為是否該被禁止，應有一致性的規範，總不能說「名媛」比「應召」高級而不必懲處吧!
相仿的道理，到底立法委員能否接受企業遊說而收取金錢，也必須祭出相同的標準，於職務行使當下即收受金錢，抑或延遲到選舉期間才接受政治獻金，基本上是一樣的結果，皆是企業成功透過金錢促此立委為其牟利，又怎會「前金」乃賄款，而「後謝」是「政治獻金」的差別呢？法律單純以當下的對價關係認定有罪與否，而漠視人際關係下最重要的「Trust（信任）」因素，當職務行使的對價關係都可在彼此信任的前提下，延後至選舉期間再進行交付動作，則政治獻金法根本形同具文，所能夠發揮實質效力的，或只有那些吃相太難看的案例，根本無法杜絕公共政策由企業與利益團體領銜指導的本質。
＊作者為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博士，曾任勞動部機要秘書，現職為立法院法案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