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二十年來自己的轉變，朱凱迪說，前十年香港對他而言是不確定而模糊，只知道有個一國兩制，還有個民主運動。「但在政治上沒讓我覺得能建立政治主體，一切都像是被安排的。那一代人覺得不需要參與政治，香港人反而是有種國際面向，所以我去當記者跑國際新聞。」
跑了三年國際新聞回來，朱凱迪投入社運，也改變了自己對香港的認知，「後十年讓我有一種情感的投入，發現原來可以去改造政治。」他自我省視發現，原來自己是在殖民地政治架構下成長，「即使在最小的事情上，也從來沒有把握住決定權。」朱凱迪說，衝進天星碼頭那刻對他非常重要，「一種拿回一個東西的感覺，能發揮的能量非常強。」他說，之後不斷學習什麼是香港的殖民體制，「而北京承繼這個殖民體制，也決定了香港民主政治發展，讓香港失去很多發展可能。」
「香港統治精英有一種心態，覺得自己在統治香港，你們永遠不知道我在做什麼、怎麼玩的。北京也是繼承這套。」朱凱迪舉例說，政治精英只關心都市而不關心鄉郊，「因為鄉郊是體現殖民體制最強的」。而他去觸及這一塊殖民體制最牢固的危險地帶，卻遇到生命威脅。朱凱迪的社會政治實踐就是種「解殖」過程，他認為，如果未看清香港留存的殖民體制，「即使北京給我們雙普選也是假的」。
新移民羅冠聰成為最年輕議員
比朱凱迪小一世代的羅冠聰，二十三歲，還是大學生，也是立法會最年輕議員，他說：「主權移交二十年，我們覺得沒什麼好慶祝。經濟、人權與自由都倒退。」，六歲才從廣東來到香港，父母是藍領、從小在公共屋村長大，這讓他對貧富、經濟社會變遷很敏感。「我是在中港矛盾的背景下建立社會意識的。」羅冠聰說，看到過去生活的社區裡，小商場變成了連鎖大商場，也逐漸瞭解到，政治結構與中國、香港本地的資本家緊密連結。
羅冠聰的政治參與很晚，始於「佔中」運動。當時他代表嶺南大學學生會參加佔中三子辦的審議商討，不到半年就發生占領中環。他說雨傘運動「開啟了一個大型非暴力抗爭的可能，人性的美麗在這個事件當中得到確認，這些是很寶貴的城市文化經驗，需要傳承。」
之後擔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會長時，正逢本土派最興旺之際，學聯因為路線問題面臨各學校退聯危機，「我也被罵很慘！」羅冠聰說。學聯卸任後與黃之鋒等人成立香港眾志參選，是「希望傳承雨傘精神，不想讓本土右派拿到詮釋權。」因為黃之鋒年紀不符參選資格，眾志就由羅冠聰代表參選並順利當選。他笑說，如今在議場中是「一人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