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良政事實上在非洲各地都開始冒出來。但它將是一段長久、艱苦的奮鬥，在奮鬥過程中有相當長的一段無政府現象（發生在西非若干國家）、叛亂和徹底的屠殺（發生在盧安達〔Rwanda〕）。非洲有一段漫長之路要走，才能界定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至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這十多年──也就是從柏林圍牆崩塌到凱達組織（al Qaeda）攻擊五角大廈和世界貿易中心這段時期：這十二年間的大規模屠殺和人道干預遲遲而來，令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倍感氣餒，而且這些干預行動的成功，雖然使理想主義者揚眉吐氣，但其實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的十年卻證明它們是災劫。
九一一事件之後的新年代，地理（在一九九○年代於巴爾幹和非洲肯定是個重要因素）卻對美國在近東的好意展開劇烈破壞。從波士尼亞到巴格達之旅，從巴爾幹半島前土耳其帝國西部最開發的地區之有限度空戰和陸戰，擴大到它東部最不開發的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地區的大規模步兵入侵，它暴露出自由派普世主義之局限性，在這個過程中承認對地理要重新尊重。
後冷戰其實始於一九八○年代，比柏林圍牆崩塌還早，當時「中歐」一詞重新復活；後來牛津大學學者提摩太．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把它定義為「有別於蘇聯的『東方』（East）的一種政治及文化區分」。中歐（Mittleuropa, Central Europe）理念的成分大過地理的事實。它構成記憶的宣示：它是濃郁、愉悅地散置而又浪漫的歐洲文明，代表著圓石街道和人字形屋頂、醇酒、維也納咖啡館和古典音樂，以及溫和、人文主義的傳統，而且灌輸了銳利、令人憂心的現代主義藝術與思想。它令人追憶起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以及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和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名氏，而且深受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和荷蘭猶太裔哲學家巴魯赫．史賓諾莎（Baruch Spinoza）的影響。
的確，「中歐」代表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大破壞之前已陷入危機的猶太人知識界；它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經濟發展，強壯的波希米亞工業化水平其實高過比利時。它代表雖有種種衰頹和道德瑕疵，雖在愈來愈失能、但仍親善的哈布斯堡帝國大傘之下，仍有個相當多元種族寬容的區域。
在冷戰的最後階段，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在他觀察銳利的經典大作《世紀末的維也納》（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還有義大利作家克勞迪歐．馬格里斯（Claudio Magris）在他豐富的遊記《多瑙河》（Danube）中，都精簡地掌握到中歐的新意義。馬格里斯認為，中歐是一種情感，「代表針對任何極權主義方案的一種防衛」。至於匈牙利作家喬治．孔拉德（Gyorgy Konrad）和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則認為中歐很「高尚」，是解放政治渴望的「總鑰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