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恢復我們的地理意識，我們必須先整理好近來歷史上我們最深刻喪失它的那一刻，解釋為什麼喪失地理意識，並且說明它如何影響我們對世界的假設。當然，喪失是逐步的。但是我選定的那一刻，是柏林圍牆塌垮的當下，喪失似乎最尖銳。雖然是人為的邊界，其崩垮應該加強我們對地理及地圖的尊敬──以及這幅地圖可能如何預見鄰近的巴爾幹以及中東的命運──柏林圍牆的消失，使我們對依然分裂我們、等候我們的真正地理障礙視而不見。
因為我們突然間進入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德國的人為疆界被拆卸，導致人們假設所有的人為分隔都可以克服；民主將征服非洲和中東，與在東歐一樣容易；全球化──很快就成為流行語──只不過是歷史的道德方向和一種國際安全體系，而不是一種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階段。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才剛被擊垮，即使美國和西歐的國內安全也被視為理所當然。和平的外觀深入人心。
美國國務院前任政策計畫處副處長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預先掌握到時代精神，於柏林圍牆拆除前幾個月發表一篇文章〈歷史的終結〉，宣稱雖然戰爭和叛亂仍會繼續，黑格爾式的歷史現在已經終結，因為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勝利，已經替哪一種政府制度對人類最好的論辯畫下句點。因此，只不過是更以我們本身形象去塑造世界，有時候要透過部署美軍部隊為之；一九九○年代的部隊部署不會產生太大的懲罰作用。這是後冷戰的第一個知識循環，它也是幻想的時代。當時「現實主義派」（realist）和「務實主義者」（pragmatist）這種名詞被當作貶抑之詞，象徵嫌棄進行人道干預，似乎不論是傳統意義或狹義界定的國家利益都應該迴避。當時最好是當個新保守主義者或自由派國際主義者，他們被當作只是想要在巴爾幹制止種族屠殺的好人、聰明人。
理想主義在美國如此冒出來，並非史無前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高擎起「威爾遜主義」的大旗。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這套理想，後來經證明，很少考量到美國的歐洲盟邦之真正目標，甚至更不考量巴爾幹和近東的現實；一九二○年代這個區域的事件告訴我們，從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出現的民主和自由，只在這個舊帝國的個別地區提升了狹隘的種族意識覺醒。西方從冷戰得勝後也出現相同的現象，許多人相信它會在「民主」和「自由市場」的大旗下帶來自由和繁榮。許多人以為，即使是最貧窮、最不穩定的非洲大陸，它還受制於世界最人為、不合邏輯的邊界，或許也已站到民主革命的邊緣；彷彿位於歐洲中心的蘇聯帝國之覆亡對於全世界最欠開發的國家──他們被大海和沙漠阻隔在數千英里之外，只透過電視彼此產生關聯──意義極大。可是，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樣，我們贏了冷戰，沒帶來太多民主和全球和平，只有為下一個生存而奮鬥，而且邪惡只不過換上了新的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