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Fed主席Ben Bernanke指出，在進入後COVID-19危機時期，央行的獨立性有被視為是已過時的危險；畢竟在持續性的低通膨環境下，支撐央行獨立性的理由已經大幅弱化。同時，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不僅規模更加龐大，而且資產項目變得複雜許多。資產負債表的複雜性可能使央行偏離傳統的總體經濟穩定功能，而且最後購買者的角色使央行涉入金融市場的運作更深，這也使得央行在金融中介與信用分配的觸角伸得更廣，這些因素都可能進一步侵蝕央行的獨立性。
過去若干國家的經驗顯示，央行以貨幣融通財政赤字，恐損及央行獨立性、財政紀律化蕩然無存，且恐引發惡性通膨（Hyperinflation）等嚴重風險。此外，央行廣泛介入經濟與金融體系的措施，恐使央行承擔更多財務風險，面臨退場不易的難題，形同被金融市場綁架；甚至可能鼓勵風險承受（Risk Taking）、扭曲金融市場（例如BoJ持有的股票ETF已約占日本整體該ETF市場的90%，恐嚴重扭曲日本股市）、加劇分配不均，並落入極具爭議性的政治範疇。
央行必須在利率有效下限（ELB）和急遽擴張的央行資產負債表制約下，嘗試穩定總體經濟活動。這自然使得央行把非傳統貨幣政策工具當成傳統的政策工具來使用。在這種情況下，央行除了繼續將金融穩定視為重要的政策目標外，也必須融入政府債務管理政策。這個發展看來似乎是央行演變很自然的下一步。
然而，各國央行所面對如此的總體經濟環境以及即將採取的貨幣政策回應，正是BoJ過去20年面對的總體經濟環境與所採行的政策。只是這「日本化」的趨勢，從日本的經驗觀之，前景並不樂觀。這些轉變是否將使得央行受政府、國會，及金融市場的影響日深?是否將對央行的獨立性造成進一步打擊，並偏離央行的法定職責？面對這些挑戰，我們應嚴肅地重新審視央行百年以來的定位。
抽言：後COVID-19時期的總體經濟環境，可能是經濟成長持續停滯、通膨低迷，還有巨額的政府債務，這正是過去20年「日本化」的現象。
二、典範轉移與貨幣信任的基石
自1840年代以來，央行角色由掌管經濟與金融穩定、協助政府取得戰時融通資金，演變至大溫和時期主要僅專注於物價穩定，央行獨立性亦獲重視。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顯示物價穩定仍不足以確保金融穩定，若干央行再度將金融穩定納入職責。此外，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尤其近期COVID-19危機期間，央行政策工具箱不斷擴大，央行角色已由最後貸款者，轉為最後購買者、信用配置者，似又重拾更為全能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