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3個月前也碰到一個，用手性侵，凌晨1點雇主兒子進房間、在她睡覺摸她，她嚇到，他躺在她床旁邊一副沒事的樣子……她也不敢叫，只有兩個人、阿公沒辦法幫她、如果叫出來會被打，她只能很安靜等他離開，趕快鎖門，平常雇主要求門不能鎖──後來她傳給仲介求救，仲介就，已讀不回。」Lina補充這經驗，說著說著就氣憤起來：「被性侵，傳訊息已讀不回，誇張耶！訊息那麼長，還可以已讀不回！」
對於移工被性侵仲介「已讀不回」這事，鄭珍真補充，在2016年印尼看護工遭性侵影片震撼國際後，2019年《就業服務法》就又增加仲介知悉性騷擾與性侵事件後的通報責任，沒通報就要罰鍰、4次以上停牌12個月。但，處理過這麼多性侵案件，有哪個仲介被罰過嗎？蕭以采無奈一笑：「我也真的不知道有沒有人被罰。」鄭珍真接：「我們也常會問勞工局：到底仲介的責任是什麼？最常遇到他們的是仲介跟通譯，但當他們跟你求助，你們不幫他……」
「我要離開這個家，但我想到阿嬤，又放不下…」不敢立刻求助卻遭檢察官質疑：為何不大聲呼救、不咬傷對方陰莖？
當一個看護工被性侵，不只雇主不幫、仲介不理，受害者自己也往往不知道該不該提告。鄭珍真說，其實許多被性侵看護工是不敢馬上提出申訴的，移工來台往往背負沉重仲介費債務，很擔憂申訴就會沒工作、無法還債：「他們都很擔心不能付貸款，當地銀行會找他們家那邊……」
為了來台灣工作借鉅款付仲介費，這債務成了綁住移工的鎖鏈，更要命的是許多移工也對台灣法令不了解，蕭以采說：「很多以為他們告了就無法工作，其實邊跑法律程序還是可以工作，但仲介會給錯誤的訊息，跟他說『你這一兩年不能工作喔』──他們不會想去警察局，能逃就好，通常他們主動想提告的意願很低，只想轉換雇主就好，我們只能解釋法律程序，他們才有提告意願……」
即便看護工終於有了提告意願，鄭珍真嘆，那時也往往錯過了提告時機：「如果跟仲介求助、仲介不幫，拖了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等他遇到我們時可能都已經過了半年，證據都沒有了，怎麼可能會成？我們處理性侵案件最大困難在於，我們不會是第一手知道的……」甚至「沒有馬上求救」一事，也會成為檢察官偏見的起源。
例如J換過5任雇主都碰過性騷擾、甚至性侵，蕭以采說，雖然J在最後一次被性侵時就馬上求救，但因為J曾經在仲介引導下與前任雇主談到和解，似乎就被檢察官視為「慣犯」了。
蕭以采曾於2017年公開發文談J的狀況。J被第5任雇主性侵3次，第3次被指侵陰道乾澀出血、被迫為雇主口交、身上灑滿雇主的精液──即便J在這一次終於忍無可忍、在朋友協助下報警，當J開庭時才提及自己不只被性侵一次，就被質疑「前後指訴不一」了：「為什麼在筆錄時沒說，後來開庭時才說被性侵了3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