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偉對習近平持極為負面的評價，他對中國看法的改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習近平的倒行逆施。他引用曾擔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布里辛斯基在《大失敗》一書中關於「後共產威權主義」的論述來形容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失去了信心，表現出深沉的不安，而且試著要重新確保掌控體制，於是統治只是為了統治而統治，毫不掩飾政府的唯一念頭：維持政權。」也就是說，習近平唯一信仰的就是保有權力，因為一旦喪失權力，他勢必死無全屍。
列寧式黨國的「放收循環」
在本書中，沈大偉重提他在二零零八年的舊作《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試》中提出的一個概念：列寧式政黨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必然多次經歷「放收循環」的過程。所謂「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共產黨往往前進一步又後退一步，永遠處於像朝三暮四的猴子那樣的痙攣狀態，將一直持續到其全面瓦解為止。他認為，列寧式的政黨成功完成民主化的是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不過，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之後，就始終處於美國的庇護和監控之下，更像是拉美的那些軍政權，其早期列寧式政黨的特質已殘存無幾。
蘇聯的七十年歷史就是一部「放收循環」的歷史：史達林去世後，經歷了赫魯曉夫的解凍時代；然後，強硬派通過政變將赫魯曉夫趕下台，進入近二十年的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代；此後是短暫的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過渡時期，迎來戈巴契夫的改革和新思維時代，最後是蘇聯的解體。
中國也是如此，沈大偉發現，一般來說，「放」的階段持續數年，緊隨着是幾年的「收」，兩者來回轉換。從七十年代末到一九八九年，是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的「自由的新威權主義」時期；從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到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是「新極權主義」時期；從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八年，是江澤民的「硬威權主義」時期；從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八年，是江朱後期及胡溫前期的「軟威權主義」時期；從二零零九年至今，則是「硬威權主義」時期。沈大偉以二零零八為分界線，比一般學者單單從人事變遷來劃線更加準確。他指出，在二零零八年到零九年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提高了黨的緊張情勢，與政治轉向。二零零八年八月西藏拉薩發生了暴動；二零零九年夏天，同樣事件在新疆烏魯木齊重演。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以及籌備北京大閱兵以慶祝十月一日建國六十周年，同時西方卻發生金融危機，使得中共統治階層取而代之的野心急速膨脹。
但是，沈大偉的分期及對不同階段的評價，仍有其盲點所在。比如，他對八十年代及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八年間的「軟威權主義」的評價過於正面。他對鄧小平讚譽有加，稱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後摒棄個人崇拜、個人集權，中國經濟才有其後的持續高速增長。他也聲稱較為懷念江澤民後期和胡溫前期的十年，「當時公民社會、學術界、媒體輿論等較為開放，存在黨內民主。政府能釋放力量推進中國温和改革，實現部分轉型」。與之對比，近幾年的中國政府，則在玩火自焚。「鄧小平如果還在世，看到這些應該不會高興。」他將「習近平及共產黨的權力過於集中」列為中國面臨的首要政治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