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當時蔣經國決定解嚴之前，先向當時訪問台灣的《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女士透露，王丹教授特別在海峽論談節目中分析了當時美國以及國際社會，還有西方媒體，在蔣經國決定解嚴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王丹表示：「我認為國際社會的力量對台灣社會的戒嚴也好、民主化也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覺的這個重要從幾個方面來看，第一個方面就是美國國家的力量對台灣的介入。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江南案。江南案之後，美國政府非常的惱火。當然通過私下管道表達，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也樂於看到台灣的民主化。我想以當時的台美關係來講，對蔣經國先生肯定是有一定影響的。第二個就是媒體和輿論的作用。除了蔣經國先生接見前《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包括《紐約時報》等大報，從雷震案開始其實就不斷的對台灣的人權狀況提出批評，呼籲台灣民主化。西方的輿論其實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西方有越來越多的僑民，包括支持遊說台灣民主化的團體，他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三股力量結合在一起，我認為在台灣 主化過程中，國際社會還是發揮了它的力量的。」
王丹也進一步分析民進黨對解嚴的影響以及台灣的民主化過程：「我想任何一個國家轉型、走向民主化，至少從台灣經驗來看，都需要一個成熟壯大的反對派。台灣從1950年代就有地方選舉，其實從1950年代就有一定的政治空間。給反對派做地方實力發展。這個在後來台灣民主化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常常講台灣模式，在我看來其實很簡單，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抗爭，結合在一起，相互激盪，形成的這種轉型。這是台灣模式的特點。它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結合在一起的。在兩蔣統治時期，表面看起來比較安定，但是這種安定也是付出一定代價的。包括美麗島事件、白色恐怖等等。而這是這種表面上的安定，付出了代價的安定，才使得後面有黨外運動的發展。所以到了80年代末期，反對運動風起雲湧。經常在街頭看到各種抗爭，對當 局形成了很大的壓力。我之所以想強調這一點就是說，在威權的統治下，雖然表面有政治安定，但還是會付出代價，台灣其實就是個例子。很值得中國大陸借鑒。」
至於蔣經國模式能不能在中國複製？習近平能否成為蔣經國第二？王丹在海峽論談節目中指出：「蔣經國先生跟習近平當然不是一樣的人。蔣經國先生至少還是體會到我是一個專制者，我希望我是最後一位。但是習近平可能不認為，他認為他是一個民主者。他講這話，就是哄堂大笑。但以他的智力，他可能真的認為他不是一個專制者。所以我是說，兩個領導人的差別是非常大的。一個的頭腦至少是清楚的，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和不應該做什麼。一個根本是頭腦糊塗的，連基本的事實判斷都沒有。我也覺得中國現在完全走向台灣那樣的模式的可能性並不是那麼大。因為我們也不具備一個頭腦清醒的政治強人。說到留美學生的話，我想說台灣有留美學生也不是從80年代才開始的。從50年代、60年代陸陸續續開始有。而且很多也是因為對國民黨不滿才離開台灣的。那個時代的留美學生其實也沒有對台灣產生多大影響。都 到了台灣比較開放了之後，慢慢的留美的人回來，像馬英九這樣的，進入到政府的各級機構才開始起作用。我的意思是今天中國也有很多留美的留學生，也有很多都回去，但是他們還是留學西方的人對中國影響的第一個階段。還是發揮不了太大作用。但是我還是相信，這批人在西方受過教育，在以後未來中國的轉型中，將會扮演角色，只是現在還不到這個階段。其實你想想看，中共很多領導人，從教育部，甚至連李源潮都曾經在哈佛大學的肯尼迪學院學過兩個月。大概都知道民主是怎麼回事兒的。所以這些留學西方的人不能發揮作用，還有一個政治因素的限制。包括共產黨的本質跟國民黨也是不一樣的。一個威權，一個集權，還有頭號領導人蔣經國跟習近平等等的不同。這些不同，也會讓留學西方的人產生的影響有所不同。」
邵玉銘最後在海峽論談節目中表示，「孫中山先生很多年前講的話是非常正確的。他說，時代潮流，浩浩蕩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我想請問中共當局，一黨專政是時代潮流嗎？不久之前習近平主席在慶祝孫中山誕辰150週年時候引用了剛剛所講的孫中山先生的這句話。我希望大陸能把這句話聽進去而且能做得到。我認為既然在台灣的中國人，在香港的中國人都可以支持自由民主，大陸人沒有理由不能夠走向政治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