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動態的、精神的文化現象，無可避免地與時代的現實發展相互干涉，文學內容與形式的變化，各有其複雜的過程，一部分是內在的藝術性求變化所促成， 另一部分則是外在的，因社會的、思想的和廣義文化的變動所導致。起源於日本統 治下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其外在因素無疑佔有主導性的決定作用。
二 0 年代以來的台灣新興知識分子強調文學功能論，負起文化啟蒙的重責大任。這種以啟蒙、教養進而爭取民眾為主的價值取向，貫串於二、三０年代台灣文學發展歷程中的三大論爭─新舊文學論爭、鄉土文學論爭、台灣話文論爭，儘管各自有著不同的構造，但此三大論爭相互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聯繫與顛覆之關係，最終的走向，則是企圖在文學與大眾之間搭上橋樑，作為文化上解放台灣民眾的預備，並且透過影響從而希望在政治上改變弱小民族的命運。這樣的結論，在台灣話文派健將郭秋生於一九三二年七月 《南音》 第一卷九﹒十合刊號的 〈再聽阮一回呼聲 了 表達得最為清楚，郭秋生批評中國話文派的人是 「望洋失海的事大主義者」，是「引底里先生」（インテリゲンチアintelligentsia），已充分表達其台灣左翼運動者的立場，在該文中郭秋生痛切呼籲：
四百外萬的兄弟姊妹！過再細詳聽阮一回呼聲！「建設台灣話、的確是台灣人凡有解放的先行條件」：且門解開掩滯目瞞的手巾，什麼光明都是黑暗，同樣無基礎滯台灣話文的一切解放運動，都盡是無根的花樣。」
三 0 年代台灣話文論爭所帶動的台灣話文學的出現，雖然因漢字無法充分表達 台灣口語，必需借字、借音或造新字，在書寫／閱讀兩方，一時之間各有其既存的困難存在。但努力以台灣語文創作，實際上代表著受左翼運動影響的作家以台灣大 罪為對象並爭取大庸的共嗚同感，這是大原化取向文學論最純粹的例証，細究其深 層意義，則是確立了以土地與人民為中心的台灣文學主體性論述。
從一九二 0 年七月陳昕於 《台灣青年》 創刊號發表〈文學與職務〉以來，台灣文學革命論者在 「文言一致」 的理念下，首先否定了傳統舊文學的言文殊途，白話文學提倡者陳端明、黃呈聰、黃朝琴…等人都有這樣的共 識，但是到底普及中國白話 文，還是台灣白話文？黃呈聰一九二三年一月於 《台灣 V 四年一號，發表 〈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一文中，主要還是強調：「不如再加多少的工夫，研究中國的白話文，漸漸接近他，將來就會變做一樣」。同一文中後段，因應台灣現實與因抗 拒日本的同化而自然存在的 「祖國憧憬」’黃呈聰提出這樣的看法：我要勸告初學的人，當初不要拘執如中國那樣完全的白話文，可以參加我們平常的言語，做 一種折衷的白話文也是好，總是這個方法是一時的方便，後來漸漸研究，讀過了中國的白話書，就會變做完全的中國白話文，才能達到我們最後的理想，就可以永久違絡大陸的文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