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台灣新文學運動初期階段，關於語言操作最具代表性的意見，顯現二０年代日本殖民地台灣，漢民族意識仍然相當強固，然而政治上受日本的支配，要靠一般社會大罪自我學習，好使中國白話文在台灣生根，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己成日本 籍的台灣人，從小在學校受教育學的是日文，日常語言是台灣口語，普遍不具中國 白話文說寫的能力。如是台灣作家創作時需努力將思考的語言先寫成漢文，再翻寫為中國白話文，而讀者閱讀作品時則需要在腦海中再次自動翻讀成台灣話文。作者與讀者在書寫／閱讀之間，一來一往，煞是費勁，更何況白話文的理想是 「我手寫我口」，當作品不能以口語順讀時，還是無法趨向言文一致。
一九二五年則是新舊文學論爭的年代，儘管論戰所涉萬端，大抵上可歸結到新 文學所表現的新精神與言文一致兩點。台灣的中國留學生張我軍主張屈話就文，並 有改造台灣語言 （以接近中國白話文） 的企圖，就文學發展的實際成果而言，並未獲得普遍的認同，以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作品而論，文脈以中國白話文為主，但同時亦慘雜台灣的日常用語。事實上賴和的表現方式，才是二０年代台灣文學創作的主流，如張我軍一樣操作中國白話文創作的文學作品反倒是少數。這當中不僅說 明在新文學的陣營中存在著歧異的狀況，也預示了三０年代屈文就話的台灣話文派 之出現，同時也顯示出新興知識分子文學創作的「寫實」特徵。
賴和與張我軍的差異，一方面是受到環境制約（一在台灣，一在北京），但可能也涉及到對「言文一致」 概念理解差異所致。就賴和而論，文脈以中國白話文為主，有其操作上的方便（可避過一些無法以漢字充分書寫的台灣白話音），摻雜台灣語詞，則是強調了「寫實」 精神取向，這就涉及了個人對文學現實理解的選擇與判斷，台灣主體性顯然亦是思索的方向之一。以新舊文學論爭而言，為了向上台灣文化，屈話就文的主張因較方便於操作，二０年代的文學創造，大抵便依循中國白話文為模仿的對象，然而亦因應台灣的現實環境，賴和的台灣式中國白話文的表現方式起了主導性的作用。
隨著社會運動的日漸激進化，階級運動的色彩也愈形強烈，台灣主體性意識越加顯明。黃呈聰主張的折衷的白話文在文學的表現上，還是無法契合台灣有別於中 國的實際需要，終於在三０年代受到郭秋生等台灣話文派的挑戰，甚至加以顛覆，這除了是語言／文字的操作問題之外，還跟左翼政治運動尋求台灣獨立解放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文化戰線上首先突出鄉土文學論爭的黃石輝，其社會運動的角色是隸屬於台 灣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分裂 之後的台灣文化協會 （新文協）。他在一九三０年八月於《伍人報》上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 了，其論旨主要強調：鄉土文學就是描寫台灣事物的文學，規範了以台灣為對象，而文學為了能夠與廣大的勞苦大眾產生共鳴，文學語言不能採用統治者的語文─日文，也不能採用屬於封建地主階級的古文，亦不能採用「貴族化」的新興知識分子提倡的脫離台灣現實之中國白話文，而非使用勞苦大東慣用的台灣話文不可，黃石輝提倡鄉土文學，是從文學大軍化的立場著眼。從語言的觀點，也進一步強化了寫實主義的精神。不難明白，強調鄉土文學，就不能不提倡在現實上多數台灣人所使用的共通語，台灣話文即是最好的選擇，這當中實含有爭取大厭的思考：一九三二年七月即有郭秋生於 《台灣新聞》發表〈建設「台灣話文」 一提案〉而掀起了台灣話文論爭，強調要消除文盲，必須使用言文一致的台灣話文。寧可屈文就話，而不要走向屈話就文這樣一條路。郭秋生年輕時代會就讀於廈門集美中學，以後回到台灣，他操作中國白話文的能力，在當時是屬於最成熟的人之一，然而寧可捨棄慣常使用的中國白話文，而大力提倡台灣話文， 這反映出台灣文學的走向面臨關鍵性的轉折期，其背後的重大意義，則是立足於台灣解放運動。無疑的黃石輝、郭秋生兩人都是三０年代台灣左翼文化戰線的戰將，從他們的言論、主張，可以看出在抵抗日本的過程中，台灣意識己真體成型，台灣 人發現了自己的新身份─弱小民族必要追求獨立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