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念書的韓姓實習記者在立法院丟水球引發軒然大波，並因此遭立法院移送，韓生實習的媒體反擊立法院，批立委「大人做了不好的示範，立院應法辦丟水球的立委，不應該追殺學生。」然而，立委可以丟水球，旁觀者(更遑論是記者)絕對不能「情不自禁」跟著丟，這樣的國會「特權」舉世皆然，重點是國會議員如何使用這些特權。
換句話說，國會議員和記者(包括實習記者)適用不同的專業倫理與特權，唯一相同的是兩者都適用自律原則，而這次丟水球事件正好反襯出，台灣兩種倫理一起崩壞，而且幾無自律機制。
國會立委享有特權，並非因為受尊敬
立法委員特權不少，從言論免責權、不受逮捕權到在國會議場縱情揮舞、恣意抗爭的特權，這些特權都不是絕對的，仍需受到限制，然而，特權還是特權；他們為何有這些特權，並非因為國會議員都是德望受敬重之輩，而是他們肩負代表人民監督行政權的權力及責任；某種程度而言，國會議員代表性的意義更大於能力及人品，人民如果自利反改革，自然也會選出自利反改革的國會議員，如果選民喜好肉桶分肥，自然就選出喜好肉桶立法的立委，事實上，這一次藍委為了反對前瞻基礎建設，在立院抬桌子，丟水球，灑麵粉，某種程度正是在支持者的壓力下所為。當然，如何正確解讀支持者的心意，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衝突留在立法院，比社會全面開戰好
台灣民主國會，只有短短幾年的新意，隨即就淪為牛肉場，這屆立法院同樣如此，去年剛就任時的國會新氣象已蕩然無存。往好處想，國會其實是個舞台，是發洩社會怨氣的祭壇，國會議員打得再凶，若能將這樣的替代性衝突侷限在立法院這個場域中，總比整個社會全面開戰好，這是民眾願意忍耐國會鬧劇的原因之一；當然，這是國會最消極的功能，將國會要旨講得最貼切的，莫過於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所說，「衝突在社會，解決在立院」，任何社會都有難解的終極、零和對立，如果社會不要陷入民主內戰，國會就必須有能力扮演解決問題的角色。
但國會還有解決衝突的能力嗎
然而，台灣的國會離柯建銘的的標準甚遠，不但無法達到「衝突在社會，解決在立院」，更經常是衝突的來源，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良好的原則總是來得太晚，柯建銘這番精闢的見解，如果是在民進黨在野時期提出，也許可能達成共識，但那時的民進黨團卻是以衝突作為戰略標的，當時的許多抗爭招數，現在的國民黨幾乎全盤複製，民進黨也落得失去說理的空間。
當然，國會要能解決問題，必須要有相當的自主性，但對於社會意見甚為分歧的前瞻基礎建設，國會中的民進黨立委除了策略上微做調整外，其他則是全盤接受行政部門的主張，當國會放棄監督的角色，又怎麼可能和社會對話解決衝突呢！事實上，經過這次前瞻的朝野對抗，社會對立更嚴重，國會幾乎沒有緩衝的作用。
這樣的國會人民還要賦予特權嗎？唯一的意義恐怕是，這些特權消失後，國會恐怕更自我閹割，留著這些特權，國會議員至少還有丟丟水球的可笑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