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句話說，理念她完全贊成，可行性卻有疑慮，尤其剝奪自由這點。但也只是疑慮而已。這可以解釋為何她在一九四九當下沒出走，還在《十八春》與《小艾》兩部新作的結局歌頌新政權。
她在創作與書信中都沒交待從不反共變反共的心路歷程。因此〈相見歡〉很重要，這篇是寫易幟前夕上海資產階級心態。〈浮花浪蕊〉更重要，這篇主角跟張愛玲一樣，本來沒想要走，易幟後兩三年才想盡辦法要走。
兩篇都發表於一九七八年，都是冰山主義傑作，旨趣的龐大山體皆隱藏在海面下，讀者必須辨識若隱若現的草蛇灰線。〈相見歡〉那條若隱若現的蛇，是不知大難臨頭的四位主角怎麼因為不同因素，錯過遠避秦禍的機會。〈浮花浪蕊〉則故意不明寫洛貞「不過想走得越遠越好」的原因，卻故意用許多細節，指揮目送，要讀者自己去發現她良知過度敏銳、義務意識極強的性格，推斷出她的非走不可應該是拒絕被捲入社會動員，被迫變暴力共犯。
〈浮花浪蕊〉雖有自傳性材料，例如主角性格、離滬赴港的時間，卻稱不上自傳小說。不只是洛貞家世與職業跟張愛玲不一樣，她離開時的決絕也是張愛玲當年沒有的。怎知道沒有？因為她自己在〈重訪邊城〉英文版中有揭露，來香港前有去算命。算命就是內心不篤定，不知何去何從的意思。
依據馮睎乾〈張愛玲的牙牌籤〉(二〇〇九年)一文，她直到赴美前都熱衷算命，連是否應該移民來台灣都問了。
雖然不是自傳，〈浮花浪蕊〉的末世感描寫還是大有蘊涵：
她想是世界末日前夕的感覺。共產黨剛來的時候，小市民不知厲害，兩三年下來，有點數了。這是自己的命運交到了別人手裡之後，給在腦後掐住了脖子，一種蠢動蠕動，乘還可以這樣，就這樣。
末世感在〈浮花浪蕊〉的癥候是猖狂盯梢，〈相見歡〉亦有盯梢，但是〈相見歡〉的盯梢卻跟末世感不太有關係。哪一時代、哪一城市沒無聊男子呢？最應該拿來跟〈浮花浪蕊〉這段類比的，是張愛玲在其他作品寫末世感的段落。《小團圓》與《易經》都有寫，女主角經歷港戰時以為是世界末日。這是張愛玲二十一歲的親身經歷。
但是她在創作裡第一次寫末世感，卻是〈傾城之戀〉最浪漫那段，范柳原「這堵牆，(略)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那串深情款款的話。對世界末日有這種少女想像，跟張愛玲的香港經驗有關。〈燼餘錄〉有寫，港戰結束，好多人提早結婚。
為什麼同樣是末世感，到了〈浮花浪蕊〉變成滿街故意過來碰撞女性肢體的輕薄男子？這就要講到小說裡上海資產階級在一九四九前說服自己不必逃難的說法：「日本人的時候也過過來了。」意即共產黨再糟，也沒日本人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