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機爆發，杜勒斯再度來台與蔣介石磋商，並發表聯合公報。在公報中，蔣介石又主動表示光復大陸的主要武器是三民主義，不以武力為主要手段。由此可知蔣介石雖然對外再三宣稱他要反攻大陸，但他對杜勒斯的連番表態，其實代表他清楚瞭解到沒有美國的支持，反攻大陸是不可能的。當時美國已在韓戰搞的灰頭土臉，是否可能再為了中華民國捲入一場已全面控制大陸的中共的戰爭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故筆者可以判斷蔣介石就是開啟中華民國台灣化此一進程的始祖，但以他的主動表態沒有美國的允許就不反攻大陸而言，他對國際局勢的掌握是清楚的，他的決策顯然經過他再三思考，因此若說蔣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父可能比較合理，稱他為『意外的國父』，筆者認為尚有商榷之空間。
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
另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是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案，汪浩在書中提到自1969年底，蔣介石在心態上已開始接受兩個中國的外交前景，並說1971年夏秋，蔣為了確保中華民國留在聯合國，對美國一再退讓和遷就，同意『雙重代表權』案和中華民國取得安理會席位的席次，汪浩認為蔣對美國的交流策略，顯示出他是一個現實主義的領導人。汪浩似乎認為不是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的政策導致中華民國最後離開聯合國。在閱讀『意外的國父』之前，筆者在幾年前閱讀過記者王景宏的『台灣會生存下去』一書，書中對中國代表權問題一事也有詳盡的描述，整體過程跟汪浩所描寫的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不過王景宏把焦點放在聯合國安理會席次上，從他書中通篇的態度似乎認為蔣介石在安理會席次上的不肯退讓耗費了太多時間，一直到最後關頭才表示不公開反對。
筆者首先想瞭解的是蔣介石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瞭解到聯合國代表權問題出現危機呢？因為從1950開始中共就一直爭取進入聯合國，只是前面十年這問題沒有進入議程，後面十年被美國列為重要問題案而擋了下來，是否蔣介石太晚認清國際現實，過於自信自己的政權能長期代表中國？另外就是聯合國安理會席次的問題，汪浩在書中有提到，但沒有王景宏的書提到的篇幅要多，以我將兩書對比來看，我認為蔣介石似乎在安理會問題上耗費太多時間，雖然最後是不得不接受了，但對外的態度上似乎也沒有很積極的表示台北方面的最新意向，並且為此動員拉票，如果蔣介石早一點同意安理會給北京，台北留在聯合國當一般會員，並為此案積極拉票，結果是否會有所不同？當然當時有很多複雜的考量，筆者這樣的說法似乎也有點事後諸葛，但如果以一件事事後嚴肅檢討的態度來看，筆者認為這樣的問題還是值得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