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普及原本是美事一樁，但是供過於求的結果，教育場域已然主客易位，成了買方市場。在實施9年國教（1968年）以前，上初中、高中乃至大學，都必須經過嚴格篩選（考試），過關斬將之後方可獲得就學的機會，因此若有幸能進入學校接受校育，學生都格外珍惜，也格外能把握在學校學習的每一分每一秒。
辦教育本來就是一昂貴的投資，在那資源貧瘠的年代，為服膺反攻大陸的基本國策，國家還要將有限的稅收用於國防、養兵，能運用於教育的經費亦相對減少。上個世紀8、90年代，台灣的經濟奇蹟外加兩蔣時代結束，李登輝繼承大位，經營大台灣成為新的國策。且《憲法》第164條：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15%，再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25%，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35%。其依法設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產業，應予以保障。已不再如聾子的耳朵般只是個擺設，在國會全面改選，在野黨的監督、制衡下，教科文經費大幅提升。
從9年國教到12國教，回首台灣的教育改革，從李遠哲頭頂諾貝爾獎之桂冠主持的教改以降，教改20年，其主要精神與訴求有四：其一，減輕學生負擔；其二，高中社區化；其三，特色辦學與招生，其四，適性揚才。在升學引導教學的氛圍下，20年教改，所使用的手段亦都圍繞著生學招生方式上努力，鮮少教材、教育制度、教育哲學、教育政策……等領域著墨，教改20年，始終噓聲大於掌聲。
廢除大學聯考改採多元入學方案，原本極為單純的招生篩選機制，改由學測成績75級分作為基礎量尺，再佐以推甄、繁星等方案後，高中（職）第6學期師生幾乎在為所謂多元入學方案忙活著，忙著推甄、製作精美備審資料、包裝自己，梳理自己。師長們也忙著為學生創造有利於推甄條件的資料而努力。但經過包裝的精美備審資料，到底尚存若干學生的本來的「我」及屬於學生自己的創作？是否又更凸顯出城鄉差距及家長社經等因素影響學生錄取校系結果之斧痕。
為了舒緩學生的升學壓力，民意也希望每個公民都能上大學圓大學夢。就在原本技職體系轄下的專科學校紛紛改制成技術學院、科技大學。放眼這批科技大學所培養出的所謂大學生，似乎徒有大學的文憑，但文不能提筆，武不能提槍之輩充斥。人人是都上大學了，大量的大學不僅稀釋了我們寶貴的教育資源，也使得我們投資在每一大學生之單位投資額降低，再加上社會上有股追求所謂分配公平正義的聲音，頂尖大學，5年500億此一計畫為何獨厚台大，確已引來諸多非議。在壓力底下，所謂頂尖大學從單數或少數暴增到多數且多到族繁不及備載，一起朋分此頂尖大學5年500億計畫。當然要成就世界一流大學，經費不是唯一的，但在經費不足的情境下，是很難吸引一流的大師，購置一流設備、儀器與圖文資料。頂尖大學之所以頂尖，不在其校園建築之宏偉，而在其大師與實驗設備是否頂尖，頂尖的大師與實驗設備是必須用大把大把的鈔票堆積而成的。
在高中端因考上大學很容易，在國中端的就學機會也很多。供過於求的就學機會，除耗費及稀釋我們寶貴的教育資源外，教育機會形同雞肋。國、高中端學生把上學當成輪值應卯的值日生，老師了教學目標淪為把學生規範在校園每天枯坐教室，發呆、划手機熬過2個1095天的管理員。在教室哩，有心聽課，且聽得懂課的學生數很難突破3成。在教改路上減少學校的「量」提高畢業生之「質」是否應屬改革的重中之重？
當上大學成了全民運動，我們的人力品質未見提升，大學亦未能培養出一流人才為國所用。反而因若干品管不良之大學尸位杏壇，劣幣驅逐良幣，供過於求的就學機會，對學生成績考核標準調降、再調降，降到甚至沒標準，學生只要有註冊、有繳交學分費、有到課便可及格，有更甚者，就算不到課仍可及格知情是亦所在多有。如果這是校園的普遍現象，大學畢業生22k低薪陰霾不僅剛剛好而已，還可能要在下修。
物以稀為貴，早期教育機會有限，今時高等教育、高中職教育均已供過於求了，過多的學校，學生成了招生市場上之奇貨，更是學校的衣食父母兼財神爺。篩選都沒有，更奢言淘汰。既無篩選又無淘汰，學生又必須如財神爺班的供俸著，如何品管？畢業生品質當然江河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