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西方盛刮的「披頭四瘋」（Beatlemania）遭到東德領導人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猛批。
他在對忠實的共產黨員發表講話時高呼：「難道我們真想模仿那些破爛兒……那些單調的yeah yeah yeah？」
烏布利希當時70歲，他的言論在某種程度上其實和西方不少政客並無太大區別。負責調查東德秘密警察檔案的德國聯邦國家安全檔案委員會（BStU）負責人霍夫斯塔德（Dagmar Hovestaedt）說，「老一代人、經歷過戰爭的那一代人，年輕人的行為讓他們很驚駭。」
但是，對東德領導人來說，這事兒關係更加重大。他們擔心，熱愛西方音樂會導致熱愛西方政治制度。所以，他們迫切希望用「自己版本的青年流行文化」籠絡年輕一代。
東德出現了國家設計、組織的集體舞，比如「利普西」（Lipsi）；還引進了荒唐、沒有多少人真正遵守的「配給」制：限定派對每年可以播放的西方音樂的總量。
但是，霍夫斯塔德說，「這種事兒根本不能這樣辦，不可能組織青年文化」。
許多東德年輕人繼續守著收音機，「偷聽」西方電台播放的流行歌曲。東德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想盡辦法禁止。當局對音樂的偏執多疑，音樂粉絲遭遇的大禍悲劇，通過一個從來沒有成為現實的滾石樂隊音樂會得到最好體現。
那是1969年。RIAS廣播電台位於西柏林，但是在柏林牆那邊的東德聽眾也不少。一天，電台的DJ順口說了一句，想想，如果阿克塞爾·斯普林格（Axel Springer）在緊靠柏林牆新建的出版社樓頂上搞一場滾石音樂會，東德人也都能聽得到，那該多棒。
這句話在東德迅速流傳，被許多人以為是事實。東德年輕人以為，滾石樂隊要在柏林牆邊開演唱會了。不巧的是，那一天，他們的國家領導人也計劃在東柏林舉辦大型活動、慶祝東德誕生20週年。
這一下，斯塔西慌了神。
他們痛恨斯普林格，認為他這個資本主義惡魔執意誘惑年輕人背叛共產主義信仰。當時斯塔西的文件中有不少照片，顯示東德街道上用粉筆寫下的口號，呼籲滾石粉絲來柏林；還有報告，顯示斯塔西如何追查、逮捕寫顛覆性口號的人。
但是，到了那一天，大批粉絲還是聚集到了柏林。埃卡特·曼恩（Eckart Mann）當年只有16歲，最近我在1969年他等著聽滾石音樂會的地方、斯普林格大廈對面採訪了他。他說，當時聽到傳聞非常興奮，「滾石！要在這兒開演唱會！Wow！」
事實是，滾石根本沒來，斯塔西卻來了。曼恩遭到警察痛打、被逮捕，定罪為「反社會主義分子」。在他的檔案中，我發現，當時斯塔西的頭目埃裏希·梅爾克（Erich Mielkem，前東德國家安全部部長）親自關注了曼恩的個案。曼恩被判兩年監禁，出獄後被驅逐到西方，離開了家人。
因為熱愛流行音樂，這位少年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東德當局這樣的重拳旨在阻止年輕人跟著西方「帝國主義」的音樂轉。但是，對西方音樂的熱愛不僅與日俱增，而且逐漸進入遠離大城市的鄉下。
東德少年亞歷山大·庫納（Alexander Kuehne）家在距離柏林好幾小時車程的偏遠小村，迫切希望能聽到更多的音樂。他想出個主意，買一些西方的新碟。奶奶退休了，可以出國去西德—東德當局認為老人對國家危險不大。庫納給了奶奶一張購物單。
結果不太好：奶奶看走眼了，孫子想要的是The Clash（搖滾樂隊「衝撞」），奶奶帶回了Jonny Cash（約翰尼·卡什，美國鄉村音樂歌手）。一定很囧，現在庫納回想起那個「巨大的噩夢」還是一臉痛苦。
求奶奶不如靠自己。
庫納決定把家鄉小村打造成有名的音樂場所。小村恰好離一個主要的鐵路樞紐不遠，他說服各種各樣的音樂迷、樂隊來小村酒吧後的一個房間聚會。
他帶我參觀，邊走邊說，「就是在這裏，我們搞過東德最大的派對。」酒吧裏的農夫有時看到很好笑，大批流行音樂粉絲從身邊走過、義無反顧地去後面的房間。庫納說，最多時來的超過1000人。警方規定的那個房間的最大容量是100人。
小村山高皇帝遠，警察和斯塔西慢慢兒才醒過味兒來，開始採取行動對付這種大型聚會。有一次，庫納被抓起來帶到警察局，警察說斯塔西轉天要找他談談，他說，「我很害怕」。
還好，他的媽媽原來教過當地的警察。媽媽下令警察放了自己的孩子，然後又搞定了登門的斯塔西。她從來沒有告訴孩子具體內幕。時至今日，庫納回憶往事對媽媽仍是充滿敬意，「她是我的英雄」。
但是在大城市，斯塔西對那些「顛覆性」、「反社會」的音樂迷的嚴打一如既往。
我記得，1980年代初期去東柏林，在街上看到過幾個朋克。當時我心想，敢穿這樣劃著大口子、別著別針的衣服上街，一定很勇敢。當局不是要你穿著制服去參加共青團組織的遊行嗎？
當時斯塔西是怎麼處置、怎麼理解朋克這類人呢？檔案顯示，梅爾克曾經絞盡腦汁，試圖搞懂朋克、重金屬這些奇怪的概念。
我找到了尤爾根·布雷斯基（Jurgen Breski），當時的斯塔西官員，曾奉命滲透朋克圈兒。他同意和我在市中心一家餐館的隱秘一角見面，向我講述了當年上司給他的指令。
「他們要讓人們過一種社會主義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們就想辦法打擊那些不屬於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的東西。目的是要控制『局面』，阻止它廣泛流傳。」
最後，斯塔西還是用的老辦法：盡可能多地發展告密者。其他一些措施還包括，把非法樂隊的成員叫去服兵役、派到外地去，布雷斯基說，「突然，樂隊沒有樂手了！」
但是，很多人依然決心「頂風作案」。
朋克樂隊Zerfall（崩潰）的德爾克·卡林諾夫斯基（Dirk Kalinowski）告訴我，斯塔西向他本人、他的樂隊施加巨大壓力。
他們能夠堅持下去，一個難以置信的主要原因是，柏林一家教堂成了他們的舞台和庇護所。東德當局儘管在許多事上鐵血無情，但是並不希望直接干涉教會招來國際社會的關注。
卡林諾夫斯基的樂隊被禁止參加正常演出，但是，他們可以在教會禱告過程中演唱。牧師會暫停……然後讓一群上了年紀的信徒聽點兒不同聲音。
卡林諾夫斯基回憶，「瘋了一樣。我是主唱，可以直接看到人群，他們震驚的面孔。不在乎的只有孩子，聽到音樂立刻亂蹦亂跳。我永遠不會忘記，一對老夫婦堵著耳朵走出教堂。」
還有一家教堂成為另外一場不尋常的音樂會的舞台。英國音樂製作人馬克·里德（Mark Reed）將西德一個朋克樂隊「死褲子」（Die Toten Hosen）偷偷帶過柏林牆演出。里德回憶，當時他對東德人說，我被抓住了，最多被趕出國；你被抓住了，一生可能就完了，你會被看作公敵，
他們回答，「不在乎 ，就是想這樣做 。」
「死褲子」主唱卡皮諾回憶說，他們化裝騙過守衛柏林牆的哨兵，要梳好頭髮、穿上正常衣服，「東德當局不希望（朋克）這種病毒以任何方式傳播」。
秘密演唱會在東柏林一家教堂內舉行，只有25人參加，但是卡皮諾說，東德人在當局的重壓下創造出自己的文化空間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們有那種自豪，那種自信。他們說，你們西方有最好的衣服、時尚，但是，我們有友誼，我們互相幫助，我們不浮誇。」
是的，當局可以搬出各種各樣的禁令，但是，音樂粉絲想方設法創造自由空間，這成了東歐共產黨執政國家的特有現象。
1980年代中期開始，莫斯科的新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放鬆了對東德的鐵腕控制。
柏林牆邊，西方音樂的音量越來越大。
1987年，大名鼎鼎的大衛·鮑伊（David Bowie）在緊靠柏林牆西邊的地方舉行演唱會，東德粉絲聚在牆邊大飽耳福。
當時東柏林的副警監迪特爾·迪茨（Dieter Dietze）還比較年輕，這事讓他很為難。他知道，如果警察像1969年（滾石樂隊謠傳要來的時候）那樣出重拳壓制的話，肯定會起到反作用。他本人也是搖滾粉絲，還曾是樂隊成員，他告訴我，他很同情年輕的音樂迷。
不過，東德領導人還是最看重穩定、秩序。
迪茨說，「我很清楚，音樂—搖滾音樂—屬於年輕人，你根本擋不住。所以，我和其它幾個人開始討論，為什麼我們不也搞這樣的活動？」
後來，東德當局批准世界級超級明星在東德土地開演唱會，這包括巴布狄倫（Bob Dylan）和布魯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當局本想拿這個當安全閥，給年輕人減減壓、取悅拉攏一下。但是，音樂會反倒加強了年輕人對自由的嚮往。
霍夫斯塔德說，斯普林斯廷那類音樂會「成了要求人權、自由表述、對外面世界渴望的焦點體現。
想像一下，10萬東德年輕人齊聲高唱『生於美國』！」
1960年代，滾石樂隊粉絲想聽聽心中的偶像，要冒著坐牢的危險，「到了80年代，他們不再害怕了，當局失去了控制。」
冷戰的結束有許多原因，政治的、經濟的，但是，對自由的嚮往也很重要。1989年，這種嚮往激勵成千上萬的東德人走上街頭、衝向柏林牆，挑戰共產主義當局。對於很多人來說，音樂支撐著、體現著他們的嚮往。
水泥牆、機關槍、鐵絲網可以擋住人，但是擋不住音樂。
霍夫斯塔德說，「音樂進入你的大腦、心靈，你一定會聽。」在她看來，那一切，都可以歸結於一句古老的德國諺語：
思想是自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