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建政初絞殺的善人主要是武訓，文革前後絞殺的另一個善人，則是四川大地主劉文彩。劉文彩道德上的確談不到完美，但後來能幡然醒悟，奮起直追，仍屬可貴，其實也是當時社會的普遍現象。當時社會不是今天的流民社會，而是安土重根，每個人都屬於特定的共同體，每個人都要有一個歸宿。最重要的共同體或者說歸宿是家鄉、是宗族。發跡或許可以不擇手段，但發跡之後必須衣錦還鄉，否則如錦衣夜行毫無價值。一旦衣錦還鄉，則必須有所敬畏，謹守共同體固有的倫理規範，積善行德，造福一方，才可能光宗耀祖，蔭及子孫。劉文彩即是如此。1932年回到故鄉安仁，從此浪子回頭，修路築橋，濟困扶危，乃至不惜以舉家之力興辦義學，總之全力自我救贖，終於贏得善人稱號，從暴發戶變成了地方鄉紳，成了家鄉的建設者。這無疑得益于鄉土自治社會強大的道德引領力，有如地心引力，任何人難以掙脫。中國社會之所以很大程度上被稱作倫理社會，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但如眾所周知，善人劉文彩也不得好報，被刻意塑造成惡霸劉文彩，而且也跟善人武訓一樣，被掘墓拋屍。不同時代的兩個大善人居然同樣命運，令人震撼。但最震撼的還不是他們個人的浮沉，不是定點消滅社會上一個個民間善的符號，而是有計劃有目的地消滅民間善的社會基礎。從劉文彩的故事中可以知道，民間善的社會基礎，即是強大的鄉土自治社會。正是鄉土自治社會的道德引領，才把早年的浪子劉文彩，變成了晚年的善人劉文彩。自治是民間善的活水源頭。沒有自治，就沒有民間善。而在建政之後，公權力不僅通過所謂「社會主義改造」收編了民間善，壟斷了全部的道德資源。更絕的是，通過權力的全面佔領、全面征服，徹底消滅了鄉土自治社會，從而斬斷了民間善的活水源頭，讓民間善永不能複生。
民間善徹底歸零。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自我引領，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自律機制。全社會不僅必須在物的領域即世俗領域徹底依附公權力，而且必須在靈的領域即精神世界、道德世界也必須徹底依附公權力。人世間再沒有比這更荒誕的事了。因為不受制約的公權力，恰恰是最不道德的，最髒的。不受制約的公權力是一切污染之源。正因為如此，道德必須獨立於公權力，必須是民間的、自治基礎之上的。公權力全面佔領和征服道德世界，公權力成了道德世界的絕對權威、絕對統治者，必然的結局，就是公權力對道德世界的徹底污染。全社會的道德淪喪還可能遏制麼？
公權力全面佔領、全面征服的官治社會，成了徹底道德淪喪的社會，成了無神論的汪洋大海。這裡所謂「神」，不單指宗教意義上的、造物主意義上的神，更指神性。什麼叫「神性」？人的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所謂神性，在我看來，說的就是人的「天使」的那一半，即嚮往美好的那一面。這應該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只需要一種文化、一種制度來引領、來激蕩、來發揚光大。正常的社會，必須是有神論的社會，不僅有作為終極力量的超越一切世俗力量的造物主的力量，更有洋溢於每個人內心深處的神性。這樣的社會才可能不斷自我淨化，不斷自我提升。這樣的社會，才可能是一個美好的社會，才可能適宜人類棲居。但是，一個無神論的汪洋大海，顯然不可能是這樣的。消滅了人內心深處的神性，消滅了人天使的一半，剩下的，就只能是獸性了，只能是動物性了。這樣的社會，哪可能有什麼詩意的棲居，而只可能是豬圈，每個人都在豬圈裡打滾。無論他多麼富有，多有權勢，都無非是豬圈裡的黃金屋，可以有物欲上的不斷刺激，但終究欲壑難填，他永遠不會有超越物欲的喜悅。乾淨、純粹、高貴、感動、溫暖，這一切超越物欲的美好，都跟他無緣。
這樣的社會，這樣的人生，該有多麼的可悲。是時候結束這一切了。而要結束這一切，必須從結束公權力的全面佔領、全面征服開始，尤其從結束公權力對道德領域的全面佔領、全面征服開始。社會的自治，尤其社會在道德領域的自治，則是一切的重中之重。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