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大陸法系，或是模範刑法典之後的英美法系，多半都引進同時需要存在精神疾病，加上辨識能力缺損，控制能力缺損的精神異常抗辯原則，先進國家大致上看法類似。
一方面，我們當然要檢視嚴謹的審判與鑑定過程，但在「有罪不罰」這樣判決的同時，其實連帶著「需要引入其他處遇方式」，如果大家擔心社會危害性，要檢討的是後續處遇方式的完備性才對，這部分確實出了一些問題。然而，社會把刑罰當作社會安全的唯一基礎，其實是很悲哀的。
2. 有委員提案吸毒、喝酒者一律不得免刑或減刑，是否贊成?
你的問題其實叫做，原因自由行為，是否進一步具體明文化。
我贊成可以把構成要件寫清楚，但立法沒有這麼簡單的。
假設有一個新進公司的新人，平日溫和守法，從無前科，參加迎新餐會，被長官敬了烈酒三杯，在盛情難卻下一乾而盡，結果不會喝酒的他，不勝酒力，在走路回家時，因看到有人將汽車停在自家門口，與人起口角，竟失控徒手將對方打死，之後醉倒路邊，請問該當何罪？
如果這個案例中的被敬酒，改成自己吸安非他命，那又該當何罪？你會不會覺得這程度上有差異？
現在的問題是，所有影響中樞神經系統的物質，無論是興奮性或抑制性，並非全部違法，又假設一位老人，因不聽醫囑，混合使用多種藥物，加上近日身體狀況變化，引發瞻妄狀態而出現妄想，竟不慎殺害老伴。請問這位「故意不聽醫囑」服藥的老人，是否不得減免刑責？
所以如果我們要修正刑法19-3，增訂或替換成更明確的自醉構成要件，我們就必須明確規範危害物質，以及具體危險行為的可預見性，有個例子很清楚，就是酒駕。但若在法律覆蓋性無法周全的部分，則需要保持一定的司法調查與法官量刑空間，以處理複雜的各種狀況。
3. 台灣是否應成立司法精神病院?
我認為，台灣的監護處分制度有很大漏洞，必須進行修改，司法精神病院只是其中一環而已。
你知道我們的保安處分執行法一共89條，有關監護處分的部分只有「3條」，連風險分級的概念都沒寫清楚嗎？
要增加司法精神醫療資源，讓需要不同治療與安全強度的個案，都能得到妥善的處遇，才能降低其再犯率，以及銜接後續重回社會的計畫。司法精神病院處理的是其中症狀特別嚴重、合併多重疾患如人格問題、或是其犯行重大....經綜合評估後需要高強度治療與維安措施之個案，但相對而言，也有另一種個案是犯罪情節輕微，判的監護處分可能比其本刑還久，且在醫院裡面治療不一定適合的個案，則需要社區處遇的綜合方案。
譬如說，有失智症的阿罵因為偷拿一塊豬肉，被判監護處分六個月；或是一個從小智能障礙加語言障礙的個案，因為被同村朋友帶去撿漂流木，觸犯森林法被判監護處分一年，這些刑事上通常都不用關，完全不知道送去醫院治療為什麼的，所以我們需視不同個案做不同的處置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