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春天到二○一六年底，大約十年的時間，我擔任《產經新聞》的特派員，派駐在北京。這段期間，我對許多歷史性的場面，包括西藏暴亂、四川大地震、北京奧運、習近平政權上台等，都做了採訪。
關於這些報導，我一直念茲在茲、希望盡可能將我在第一線的所見所聞，以冷靜、客觀的方式，傳達給日本的讀者。然而，讀者若是仔細留意我的報導，便會發現其中也有很多關於中國社會扭曲、共產黨官員胡作非為的內容。也因此，我屢屢被負責媒體審查的當局官員叫去，被他們厲聲抗議。
「你一直到十五歲都是在中國長大，難道沒有一點感恩之心嗎？」他們總是這樣教訓我。
這時候，我總會這樣回答：「將真實傳達給更多人，大家才會更相信中國。這就是我對中國的報答。」
「現在的中國，已經是高居世界第二位的經濟大國。然而，除了一部分特權階級以外，幾乎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無法享受幸福。」這是我以新聞記者身分派駐北京十年來，真真切切的感受。
不管是我的少年時代還是現在，中國始終維持著一黨獨裁，而為此飽受折磨、遭逢不幸的底層庶民更是不可勝數。在此僅舉一個案子為例：
我的朋友徐崇陽，是位出身湖北的男性；在中國號稱數萬到數十萬的陳情者(上訪者)中，他也是其中一員。二○一四年，我在聚集於北京市郊外的上訪者集會中和他交談，從此就成了好朋友，也一起吃過幾次飯。
迄今為止，我採訪了相當多的上訪者。他們當中有土地被強制徵收的農民、也有家屬遭到警察殺害的勞工，幾乎都是沒受什麼高等教育的人，這些人既無法清楚說明自己的遭遇，也不懂法律。
但在這些人當中，徐崇陽堪稱異類。他的父親曾任大學校長，是前共產黨幹部， 母親則是畫家。徐先生曾在解放軍擔任軍官，一九九○年代則在湖北開了家運輸公司；透過親戚的關係，他的事業一瞬間擴展，短短幾年時間就擁有好幾家計程車公司，也經營餐廳，成為地方上數一數二的企業家。當他的事業擴展到最大規模時， 光是他個人的資產總額就超過了一億人民幣(約日幣十六億圓)。
為了擴張事業版圖，徐先生與某位共產黨領導人的親戚所經營的企業攜手合作，沒想到卻成為他垮台的導火線。到最後，他被對方所騙，企業被奪走，自己也變得一文不名。
大約在二○○三年左右，徐先生來到北京，成為上訪者中的一員。他不斷敲打檢警的大門，執拗地想要取回財產，結果在二○一一年被以「詐欺嫌疑犯」的罪名遭到逮捕，坐了整整十七個月的牢。
「當局把我和熟人間的金錢糾紛擴大解釋，安上了詐欺的罪名；這其實只是為了阻止我陳情，所扣在我頭上的不實指控啊！」如此主張的徐先生出獄後，便以逮捕和起訴的手續不完備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警方提出損害賠償並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