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已接近尾聲，共產主義制度隨之進入了世紀末。中國的「六．四」、東歐的「驟變」、蘇聯那極富有戲劇性的「政變」，特別是當全世界在電視畫面上看到列寧的塑像被起重機吊起，搖搖晃晃地懸在半空中之時，再不會有人懷疑，甚至連至今仍然大權在握的所有共產主義政權的領導層也不會懷疑：共產主義大廈的坍塌已成定局，任何人也無回天之力。也許，到下個世紀誕生之日，共產主義便成為記憶。
「世紀末」是個具有雙重意義的象徵，既意味著無可挽救的衰敗，也意味著充滿希望的新生。
我，正是共產主義末日到來之際的倖存者和見證人。特別是經歷過「六．四」，我更有資格稱自己為倖存者——一個負罪纍纍的倖存者。因為已有無數人在這末日到來之前含恨九泉，還有一些人正在飽嘗鐵窗之苦。
面對亡靈、面對獄中人、面對國內外關於「六．四」的彌天大謊、面對自己的「六．四」經歷和內心世界（特別是自己的陰暗和卑鄙），我別無選擇——必須而且只能自白。想對自己負責就要通體通明：赤身裸體，走向上帝。
謊言比暴力更可怕。特別是在中國，刺刀和謊言維繫著鐵一樣的專制秩序，謊言遍及目力所及、耳聽所聞的每一個地方，電視、廣播、會議、演講、聊天、談情……謊言滲透了中國的每一個細胞，我們已經達到了說謊的極致；不是迫於無奈而不得不說謊，而是自願地、本能地說謊——謊言即真實。不僅說謊，還會找出太多的義正辭嚴之理為說謊辯護。套用毛澤東的話，中國人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柢就是一句話：說謊有理。理直氣壯地說謊、理直氣壯地為謊言辯護，真真世界之最也。正如我的朋友周舵所言：說謊是中國人的精神癌症。我也是患者之一。
謊言之於維繫中國的專制，比刺刀更有效。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如此這般的人民只配如此這般的政府，說謊的人民只配說謊的政府，統治者和被治者在說謊這點上，真可謂合作得天衣無縫，確確是中國特色的「天仙配」。我也是這配合者之一。
「六．四」的槍聲驚呆了世界，中共的殘酷引起全球性義憤。但是，更猙獰者在於，「六．四」提供了一個以謊言來撈稻草、自我貼金的良好時機。各種人、懷著不同的動機，說著各異的謊言，此乃機不可失。政治性謊言、道德性謊言、求生性謊言、官方謊言、精英謊言、民間謊言……連篇累牘，見諸於海內外的各種傳播媒介。正如白杰明（Geremie Barme）所言：中國在各方面都是一元化，只有謊言多元化。「六．四」事件被謊言打扮得一蹋糊塗，也被謊言強姦得人老珠黃。
在大陸，官方用那套屢試不爽的宣傳為開槍殺人進行拙劣而滑稽的辯護：在大清查的壓力下，絕大多數參與「六．四」的人為自我保護而真誠地用謊言來洗刷自己，一口咬定自己與八九抗議運動沒有任何關係，頗類似「文革」結束後，大多數參與者都在「純潔」自己。這種「純潔化」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的運動主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每次運動必將伴有這種純潔化。這有各類「精英」（包括我自己）的謊言。淪為階下囚的大多數人都表示了悔罪，有幸流亡海外的人則為了自己的英雄形象而不著邊際地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面，吾爾開希、李錄等人根本不管他們所經歷的事實是怎樣的，一味向國際輿論描述他們所說的和靠自己的想像創造出的流血場面，於是乎，他們就成了傲立於血泊中的英雄。
中國人有句口頭禪：「說句心裡話」。它是為了贏得他人的信任而說的，適用於各種場合，甚至成為一些雜誌的專欄。每當談話進入高潮，某人便會滿臉誠摯地湊近對方的臉，壓低聲音，頗為神秘地說：「我和你說句心裡話，我……」中國人已經完全習慣了這種表達方式，很少有人深究「說心裡話」這種表達方式的背後存在著一種多麼可怕的現實：謊言的公開性和合理性。當人只能在某些特定的、罕見的私下交談中才說心裡話（真話）時，那就意味著在一般的公開的情境下，人都不說心裡話（說謊）。「說心裡話」這種談話方式普遍地存在於中國人的日常交往中，它已經成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生存方式。最後連「說心裡話」的句式也成為謊言。人們可要注意，誰以「說心裡話」的句式進行交談，我敢肯定，那人在說謊。我相信，在有關「六．四」的交談中，「說心裡話」的句式也會頻頻出現。
中國，除了謊言，你一無所有。
我想正視謊言、揭穿謊言，為自己的良心負責，為自己的罪惡負責。
＊作者為中國作家，人權運動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逝於2017年7月13日。本文選自作者新版舊著《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劉曉波的六四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