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總愛叫我「應召男」，隨傳隨到，很貼切，這可能是專屬我們這一代婦產科醫師的印記吧！
原本，醫護人員向來屬於責任制，二十四小時隨時待命，不過，自從民國八十四年全民健保上路之後，台灣整體醫療環境大丕變，醫護人力明顯不足，年輕醫師過勞死事件屢見不鮮，「醫師救人，誰來救醫師？」醫師過勞死頻傳引發各界關注，進而催生台灣醫療勞動人權。
勞動部宣布，一〇八年九月一日起，醫療保健服務業僱用的住院醫師，適用《勞動基準法》，約有四千多人受惠，占不到全國總醫師人數四萬八千人的一〇％。勞動部預計，未來繼續擴大到公立住院醫師、主治醫師等，適用勞基法。
醫護人員從「責任制」變成有朝一日全部適用勞基法，這在我們「師徒制」教育的那個年代，絕對想不到。
也許是當時，我們把「學習」看得比身體健康還重要，一心一意希望自己早日獨當一面，不管工作有沒有薪水、超不超時、吃冷飯冷菜，都得咬牙撐下去，畢竟，開一千台刀跟開五百台刀累積出來的經驗、技術和能力，真的有差。
可能正因為經歷過如此魔鬼訓練，像我擔任婦產科醫師，很早就習慣隨叫隨到，畢竟產婦自然分娩，可不會按照時辰，嬰兒何時誕生，誰都算不準，在我印象中，自己開業那段時間，我很少睡過一個香香、長長的覺，就連吃飯，常常幾分鐘就迅速扒光，趕著看診、接生。
我忙到沒有時間睡覺吃飯，反映出大家都拚命「增產報國」的事實。
民國六〇到七〇年代，台灣出生率很高，民國六十五年至七十一年之間的新生兒超過四十萬名，最高峰是民國六五年龍年嬰兒潮，高達四十二萬人出生。
民國五〇到七〇年代，台灣人口增加率超過千分之十七，政府還因為人口太多，衛生局帶頭喊出「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不嫌少」的口號。
開業剛開始那幾年，只有我一個醫生，幾個護士，診所忙得團團轉，最高峰的時候，我一個月接生將近二百名新生兒，等於一天親手迎接至少六個小小新生命來到人間。
產婦如流水般上門，我和護士忙得不可開交，太太看人手不夠，毅然決然放下教鞭，辭去老師的職務，一邊負責養兒育女，一邊協助診所大大小小行政事宜。
太太除了協助產婦辦理出入院手續，不時還得安慰產婦分娩的緊張情緒，甚至常常煮麻油雞湯，分送給新生媽媽食用，為診所贏得好口碑。
那段日子我真像「無敵鐵金剛」，一天睡不到三、四小時，需要開刀的病患常常排到半夜十一、二點動手術，中午時間常常不得休息，也在動手術，至於門診時間，只能利用開刀之間的空檔，能看幾個病人就看幾個病人。
我們診所人力不足，床位、器材清理等，護士全部來不及收拾，太太先把孩子哄上床睡覺，再一起幫忙收拾，常常弄到半夜一、兩點，忙完就煮宵夜，大家一起吃，這時候可說是一天當中最美好的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