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長榮大學大馬籍女大生命案，其父母來台處理後事後，已離開臺灣，其父並誓言不再來台，遠離此傷心地。讓此佔據臺灣與馬來西亞新聞版面並重傷臺灣國際形象的事件，暫告一段落。然而此事件後續效應仍在發酵，究責仍持續。每次有重大事件發生，付出慘痛代價後，相關政府措施才會隨之調整，而相關首長在第一次時間如例行公式般，反應出震怒跟究責下屬之外，民眾更關心，究竟是哪一個環節出問題及如何改善跟預防。
此次事件所牽涉出來問題，包括涉嫌吃案的歸仁警分局，未落實校安通報的長榮大學、管理路燈有疏失的台南市政府、一年未開治安會報的行政院皆被列為各界檢討對象。
首先，歸仁派出所受理9月30日陳姓女大學生險被擄走案，未依規定開立三聯單，而引發引外界質疑警方沒積極作為批評聲浪。
其次，事發路段，長年路燈不亮，亦被指為是關鍵因素之一。然而事發後台南市長黃偉哲在危機處理上發言也頻頻失誤，包括發生命案路段只有兩盞路燈不亮的說法卻被網友打臉，而當場斥責歸仁區長柳世雄等官員：「我已經被釘得滿頭包了！第一時間應該你們出來的。」當下市長無法有效掌握狀況及卸責表現也遭致不少批評。雖然在民意反彈下才改變態度與提供相關挽救措施，然而在第一時間危機處理上顯然還有改善之處。
再者，長榮大學九月底才發生陳姓女大生險遭擄走意外，馬來西亞籍鍾姓女大生卻遇害。長榮大學不僅未在七十二小時內完成校安通報，至今也沒有補報陳女事件。教育部也馬上迅速表示，要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最後，行政院蘇貞昌院長與徐國勇被江啟臣立委質詢已一年多沒開治安會報，卻推諉為疫情藉口，內政部部長徐國勇亦不瞭解自己是治安會報執行長，亦不記得上次開治安會報是什麼時候的事，還稱是「法務部」負責。
由此事件來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鬆懈態度及地方執行單位皆有令人檢討之處。
觀察近幾年這些政府首長或政務官，幾乎將所有重心放在如何博取媒體版面，並進行形象塑造，一有重大事件發生，起手式似乎是在比較誰的震怒比較兇、誰當媒體面罵下屬比較大聲、誰拔官比較快，以做為安撫民怨手段，往下究責文化也成為一種形象塑造的文化。然而第一時間究責內容卻甚早很少看到政府首長或相關部會首長為相關事件真正擔負起政治責任，多是基層的錯。 此種究責文化人民是否會每次買單尚不得而知，然而基層士氣受到影響似為必然。
更進一步來說，整個政府體系感覺就是一個形象粉飾大賽，誰流量高，誰聲量高，誰民調好，誰版面多，誰按讚率好，一切簡化成數字績效與洗風向大賽，民粹至上，所有政府作為似乎都是以討好民眾喜好博取流量為優先，治理重心多數放在討好民眾上，反而忽略民眾更切身最基本有關的內政與治安問題，在資源分配上，過度把行銷當成目的，反而扭曲了治理本質。
事實上，此事衍生出來的路燈亮不亮問題，牽涉到能源減碳政策，以及城鄉差距、統籌分配款、財政收支劃分問題。而長榮大學相關人員被究責，除校園安全防護網建構不夠踏實外，其實亦可對於學校教授兼行政職的問題，人力是否可負擔兼顧到所有學生事務需求，也是值得關注面向。警察文化、領導文化與績效導向是否重新建構，這些都是整體上位政策問題規劃與執行，過度維護加害者人權，死刑議題亦被重新探討，相關環節環環相扣。雖然現在政府已提出相關政策檢討，但是民眾更在乎切實改善成效，而非三分鐘熱度，短暫平撫民怨而已。
最後，現今政府執政重心上將很多精力放在疫情，外交、人權等問題，疫情除成為外交籌碼外，現在甚至成為政府一切違失擋箭牌。然而許多與民眾生活安全事項反而被忽略。疫情終會過去，政府需更接地氣得回歸與人民切身相關事務，除檢討相關政策與執行不足之處外，也應確實深入基層了解現況與南北差距，來建構一個更安全生活環境，也或許是女大生付出生命重大代價帶給台灣的啟示了。
＊作者為國政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