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分配效應是財富差距的懸殊化，於是所得在平均值以下的中下階級民眾因為貧窮化以致形成了反全球化的經濟民族主義。在一九九○年代，固然當時台灣的整體基本盤是「藍大於綠」，但是在南部的盤面上，藍大於綠的情形更加嚴重。由於台灣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涵是産業西進，所得相對偏低的中南部民眾在二○○一年立委選舉中，就把他們經濟民族主義的情緒轉化成反對「堅信新自由主義，積極主張開放兩岸經貿交流」的國民黨上，造成的就是南部地區藍綠的大翻盤。到了二○一四年，隨著中産階級的跟著貧窮化，於是造就了轟轟烈烈的太陽花運動和全島藍綠的大翻盤。
本書作者對二○一四年後的民粹勃興很不以為然，認為是民進黨操作族群意識造成的，並很强烈地賦予負面評價。不可否認的，由於解嚴前國民黨威權體制充滿強烈族群歧視的外來性，因此早期的台灣民主運動和台獨運動中，反抗性的族群意識是運動很核心的動力；但是，隨著國會全面改選後，族群對立意識已經被民主化逐漸消化了。本書很精準地描繪出一九九○年代總統直選運動中呈現出來的統獨對立內涵。然而，可以進一歩觀察到的是在一九九○年代的政治對立中，統獨對立雖然急速上升，但是卻已經開始和族群對立逐漸脫鈎；到了二○○○年之後，尤其構成太陽花運動中強烈民粹主義內涵並把藍綠對立推到新的高峰的，已經是經濟民族主義而不是族群意識—族群意識並未完全消失，但是在政治角力場域，作用已經邊緣化，這在年輕的一代中更是如此，在所謂的「天然獨」的一代中，族群意識已經非常淡薄。
馬英九由於堅信新自由主義，上台後操之過急地下令限時完成三通和ECFA談判，造成了嚴重的後遺症。在限時壓力下，台灣談判代表在三通上接受了北京兩岸航線為國內線的定位，以致於權宜輪、外輪都不能通航於兩岸之間，造成外商退租碼頭等等衝擊，高雄港貨櫃吞吐量竟然史無前例地連降三年，完全喪失成為所謂「亞太海運中心」的機會；在ECFA方面，台灣有前瞻性、國際競爭力的面版、石化上游産品、高階機械、汽車整車等全排除在清單之外，北京反而在台灣失去國際競爭力的産品上大幅「讓利」，談成了十分詭異，並且將造成台灣產業「逆向淘汰」效應的清單。這樣的談判原則，是中國在產業騰籠換鳥考量下的産物，依這原則，北京，抓緊了在産業上對台灣戰略打壓「戰術讓利」目標。這也是在馬英九時代，中國對台灣經貿愈讓利，台灣經濟愈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經濟民族主義的影響下，台灣民眾對簽署ECFA的態度一波三折。首先，由於二○○○年後經濟民族主義開始抬頭，一開始民進黨很輕易地鼓動了群眾的反對，在簽署過程中民眾反對就一直高過支持；等到ECFA早收清單公布，北京戰略打壓、戰術讓步的策略產生統戰效果，民眾支持度迅速上升，反敗為勝；然而，等到馬英九的第二任任期間，持續上升的經濟民族主義又再度使多數民眾對ECFA的態度轉為負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