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1天要檢查很多次很多次、身分證一定要在她身邊……那恐懼到她晚年住院、人生終點，病床還是要放個包包、包包裡要放身分證，這種騷擾，真的到死都很難結束……」
促轉會11日舉行「政治檔案徵集與研究初探發表會」，揭露7萬7000案以上警政署監控檔案同時，也邀請白色恐怖受難家屬現身說法。促轉會主委楊翠表示，促轉會於10月左右陸續邀請家屬看檔案，雖然家屬都是第1次看到檔案，卻都不是第1次知道自己被監控。受難者黃溫恭之女黃春蘭便說，家中被監控騷擾最嚴重的就是母親，母親就算失智了也要1天多次檢查身分證、一定要帶身邊、害怕沒身分證就會被警察「抓去關」，直到臨終前，病床一旁都還是放著有各種證件在內的大包包，隨時準備好給警察盤查。
黃鈴蘭、黃春蘭姐妹的父親黃溫恭在1953年遭槍決，那時黃鈴蘭2歲、黃春蘭才5個月大，談起看完監控檔案的心情，黃春蘭直言「憤怒、毛骨悚然、難以入眠。」她感嘆，身為家屬她無法選擇，還在媽媽肚子裡時爸爸就被捕、出生5個月爸爸就被槍決，她從小一直不明白自己家裡發生什麼事，直到18歲才開始體會到國家各種對人的侵犯。
黃春蘭在檔案中看到，情治機關記載她1975年6月17日，原欲申請獎學金往美國留學，之後卻表示不願出國留學，「我看這個情緒馬上上來，所有人都知道我想出國，但你（政府）不讓我出國，為什麼這裡寫說我『不願出國』？」後來黃春蘭細想，那時她被禁止出境、到成功大學當助教，曾有個回台灣的留學生問她「想不想出國」，她根本不可能跟一個陌生人說自己父親被槍決、母女被監控的遭遇，就只能淡淡回答，她不想出國。
「是不是連個試圖跟你認識的人都是spy？」
「這事回想起來，我覺得很可怕，是不是連個試圖跟你認識的人都是spy（間諜）？這就是製造一個不安的環境、層層監控騷擾，從上個工作地移到下個居住地、只要一搬馬上就來……」黃春蘭如此回憶那些年受到的監控，卻也說「但我想，被監控、騷擾最嚴重的應該是我媽媽。」
黃春蘭說，媽媽楊清蓮是比較保守、退縮的個性，當媽媽年紀大了患上失智症，黃春蘭決定印刷護貝一張假的身分證給媽媽、把正本保管好。儘管媽媽不知道手上的身分證是假的，媽媽仍一定要身分證在身邊、1天會檢查很多次很多次，有時候黃春蘭不耐煩會唸媽媽「找不到，我印100張給妳啦！」媽媽只會回「身分證不見了，會給人抓去關！」
身為政治犯家屬，楊清蓮不管走到哪都會被警察盤問、害怕得隨時準備好身分證，即便已經臨終躺在病床上，床頭仍有個放滿各種證件的包包，黃春蘭嘆，這些騷擾真的是到死也很難停止的，「作為個人，我們怎麼跟國家這樣長期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