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3次政變或權變，為了是防止對手的「政變」或權變。對於鄧來說，改變中共的意識形態，或中共的意識形態受到自由化侵蝕，黨國就不安全，所以，防止政治變局，就對自己的對手祭以殺手。
鄧的第1次政變，推翻了華國鋒，團結了老人，元老們整體獲得了最高政治權利，鄧小平甚至成立元老組成的中央顧問委員會，通過政治元老，既增加自己的威權，又通過元老們享有特權，體現集體政治分贓的特色，鄧的泛元老政治派系初步形成。由於恢復高考、平反右派等冤假錯案，收穫了民心民意，並通過土地承包等，使經濟得以恢復，整個社會都有「獲得感」。
鄧的黨內外政治威權因此形成，政治威權是政治安全的軟實力保證。
鄧的第2次政變，讓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下臺，是為了穩定自己的政治派系，或者為了自己保守的政治派系，打擊自己的偏右翼合作者，而且，胡耀邦已開始威脅到自己個人的政治威權（胡動員鄧下臺），基於個人與派系政治安全的需要，鄧發動了一次權變，廢黜了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
鄧小平不僅本人擁有軍隊的直接影響力，還有自己的盟友楊尚昆、王震等的協力，槍被鄧小平第2次用來指揮黨中央或改變中共權力版圖。
第1次政變靠的是元老派系，而胡耀邦是馬前足，主力還有萬里、趙紫陽等形成改革開放的右翼派系，鄧的左翼則是陳雲、李鵬、王震等，為了政治安全，鄧小平玩轉了左右翼的政治平衡。
當胡耀邦被廢黜，鄧左右平衡也就被打破，新崛起的菁英階層開始向中共要求政治權力，整個政局出現崩潰之勢，為了維持中共專政極權，鄧不惜動用軍隊坦克屠城，這是中共的恥辱，鄧也被綁在恥辱柱上。扶持江澤民成為中共總書記後，極左勢力開始擴張，鄧的政治安全受到威脅，鄧的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也面臨終結，極左文革曾造成了他本人與家人的災難，防止極左復辟，就是防止家與國又一次被政治災難毀滅。
鄧小平南巡，要打破的是極左造成的新困局，通過新一輪的市場經濟，讓每一個人再次得到「獲得感」：極左的中顧委被解散，新的同盟元老們在洗牌過程中又一次獲得權力或政治福利，更為重要的是，鄧確立了隔代指定領導人的權力，以保障黨國政權的安全時間，元老們不僅得到現有的權利，通過陳雲的提議，他們的子女分享了副部級的政治、經濟特權，權貴政治經濟聯盟，在高層以血親關係得以確立。
菁英們呢，獲得了市場經營權（一定的經濟自由度），在更廣闊的領域獲得了發財的空間，高校與科研院所等知識菁英可以下海經營或在體制內經營，深圳特區是一個重要標誌。血腥的夏天之後，秋後算帳之後，權貴經濟的又一個春天，真的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