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透明組織」（International Transparency）於今年六月二十三日的「世界吹哨日」（World Whistleblowing Day）宣示：「在二○二○年的今天，沒有任何藉口可以再讓吹哨者未受到保護」（“In 2020, there can be no excuse for leaving whistleblowers unprotected.”）。
的確，過去三十多年間，建立完整的吹哨者保護法制，已成為國際社會奉行的重要價值，也反映在許多國家的立法行動之上。美國於一九八九年制定《吹哨者保護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英國於一九九八年制定《公益揭發法》（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 Act）、紐西蘭於兩千年制定《揭發保護法》（Protected Disclosures Act），以及日本於二○○四年制定《公益通報者保護法》等立法行動，都是典型的例子。
在國際社會風行草偃的吹哨者保護立法行動，反映出世界各國對於吹哨者在反貪揭弊、實現公義，以及在勞工保護、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等各個不同領域所發揮關鍵功能的明確肯認。也正是因為如此，不僅二○○三年《聯合國反腐敗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特別於第三十三條要求締約國必須建立揭弊者保護之法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強調「吹哨者保護乃是守護公共利益的最後一道防線」（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is the ultimate line of defence for safeguarding the public interest.）之際，亦於過去二十年間，不斷要求會員國強化公、私部門吹哨者保護的法律整備與政策執行，鼓勵更多的吹哨者站出來揭發貪汙舞弊。
令人遺憾的是，相對於國際社會所展現保護吹哨者的積極行動，我國對於吹哨者的保護，不論是在法制的建立上，抑或是在具體的實踐上，卻處於十分落後的狀態。
以吹哨者保護法的立法而言，在第九屆國會四年的會期（二○一六─二○二○）中，儘管台灣公民社會持續發出吹哨者保護法應盡速完成立法的呼聲，亦有不同黨派的委員紛紛自二○一七年即提出不同版本的草案，積極地推動修法。然而，行政部門卻抱持相對消極的態度，面對立法委員就此議題的質詢，總是以各種理由搪塞，一直延宕到二○一九年五月第九屆國會倒數第二個會期即將結束之際，才將行政院版的《公益揭弊者保護法草案》送交立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