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區別，眾多論述常會緊扣傳播科技的因素，理由是科技決定消費的行為，更主導媒體產業的經營與創意。如從媒體產業鏈加以觀察，傳統媒體產業礙於科技的門檻，在創意設計、影音整合、動畫後製、人力結構、授權條件乃至內容呈現的模式，確實缺乏新媒體產業所擁有的大頻寬、高畫質、強互動、廣連結、跨平台與多媒材的多項整合優勢。除了媒體產業之外，受到科技因素主導的相關資通訊產業亦然，電信、網路與行動三大平台的寬頻條件未到位之前，由於傳送電話的電信產業，傳送資料的網路平台以及提供行動通話的移動服務產業，都缺乏足夠頻寬與壓縮技術得以流暢傳送影音內容，多元平台嘗試與媒體匯流的供需模式一直難以實現。因此，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產業的市場之衝擊，當然需經歷漫長的工具演化，以及消費習性與法規政策的調適。在傳播科技與社會需求的引領下，數位化傳輸時代來臨，傳統媒體產業應如何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及結合有線寬頻、衛星直播，乃至運用各類新媒體平台完成數位轉換，已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
媒體在社會場域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其變與不變。其中的改變甚多來自科技因素，及其所導致供需結構的衝擊和產業規範模式的調整；但其不變之處，在於媒體需運用其對訊息傳達的影響力，讓企業與個人營造相互依賴的慣性。從科技共生觀點而言，數位化與匯流化趨勢所帶來「多網聚合」的資訊流通模式，不但改變媒體產業的營運模式，更讓異質產業的競爭者加入，進而帶動雲端消費概念的興起。藉由新科技的日趨成熟與擴散，提供新的網路平台內容供需與新的主動與互動消費服務，成為新媒體產業如何營造共伴效應的基因。
傳統媒體時代，消費者受制於一對多的被動式消費，加上主管機關為能有效規範媒體產業的影響力，經常運用政策工具與法律工具扮演管制角色，但縱使明知法制環境陳舊，以至於單向的政策支配與管制思維甚難改變，政府對傳播政策與傳播文化資產的建構，還是經常會持續進出管制、結構管制與行為管制等概念；相對上，新媒體接收工具與形式的不斷更迭，反而讓消費者的行為成為主導產業端生態的關鍵。但另一方面，比起其他人口較具規模的產業市場，新媒體產業運用人工智慧的路徑，大量取得消費資訊的數據，並帶動市場數據經濟的產生，卻衍生另類社會機制規範與管理的問題，進而成為發展物聯網的依據。事實上近幾年整體社會開始擔慮個資洩漏的違法風險，已經成為了另一核心議題。
從產業上層管理的角度不難理解，新媒體產業的發展過程，經常會帶給產業供需與產業競合之不確定因素。但所謂大船轉身船員同行的義理，可以想像相關主管機關對於新媒體的匯流政策與規範，將是產業穩定或失靈的關鍵力量。如何讓科技導入後媒體產業可以良性競爭，主管機關需從產業促進、消費保護與公平裁量加以衡酌，其中媒體政策如何選擇管制層次與營造市場機制，讓產業市場的組成，能兼具科技紅利與義務承諾，必然要有顛覆式創新的政策思維。
其實在缺乏多元科技支撐的年代，不難理解整體社會的溝通需求，必然是透過以傳統的平面傳播、廣電影音與卡通動畫等媒體產業為主體之經營者來獲得滿足；另就通訊傳播基礎建設的需求，固網平台沒有夠大的頻寬處理雙向傳輸，行動平台也無法執行雙向互動，讓媒體產業在未加入其他平台之前，必須維持單向服務的模式。但近幾年固定與移動型寬頻網路發展迅速，已帶動新媒體資訊雙向服務的發展，資訊內容也進行整合而不再區分為圖文、影視、聲音或數據的垂直型服務，帶來傳輸平台的融合，更難將廣電、電信、網路或行動通路明確區隔出功能差異。此種全面寬頻匯流的生態環境，使傳播產業不宜再以載具不同來進行劃分，尤其是主管機關對於不同事業領域之管制模式的界線必然日趨混淆，因而媒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事業經營者及閱聽市場之間關聯性，未來勢必需要重新建構較可行的溝通模式。
※本文作者為世新大學副校長。本文為財團法人中技社2020年探討「新媒體之發展趨勢與影響」之部份內容，欲下載完整報告可見中技社官網https://www.ctci.org.tw/8838/publication/10798/43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