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新聞報導的反應，正說明這點。人類的苦難故事往往激不起太多火花，但聚焦在個人故事上就能引起較大反應，舉例來說，西方媒體對沙烏地阿拉伯的報導往往非常嚴苛，特別是該國軍方介入葉門，數千人在沙烏地的空襲中喪生；然而引起更大憤怒的，卻是沙烏地記者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謀殺一事，而且影響西方世界對這個國家的觀感最深。卡舒吉的案子是典型「可辨識的受害者效應」，也就是震撼人心的單一悲劇事件，但如果沒有清楚可辨識的核心人物，一般人對於涉及多位傳訊者的事件，卻是相對冷漠。
我們可以主張，在這愈來愈分裂的世界中，鼓勵大家對彼此有點同情心是有益社會的。但是耶魯大學心理學家保羅．布魯姆（Paul Bloom）說，仰賴大家的同理心的問題在於，同理心不懂科學。人不太容易認同一個「統計學上」的受害者，或者就如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在1968年所說：
「個人的生命和統計學上的生命是有區別的。一位棕髮的六歲女孩需要幾千美元開刀，好讓生命延續到聖誕節，為了救她，郵局被淹沒在五分一毛的硬幣中。另一方面，據可靠來源報導，沒有銷售稅收的話，麻薩諸塞州的醫院將逐漸老朽，結果導致可預防的死亡案例幾乎難以覺察地提高了，這時沒有多少人會掉一滴眼淚，或者伸手去拿支票本。」
許多時候很難、甚至不可能分辨誰比較弱勢，因為這些人往往淹沒在廣大群眾中。因此同理心驅使我們幫助在聚光燈下的柔弱傳訊者，但他們未必是最窮困的人。事實上，對於可辨識受苦者的同理心，反而可能使我們做出不道德的決定，例如選擇幫助某位正在受苦的特定孩子，而不是八位不知其姓名的受苦孩童，或者醫療專業人士由於和某特定病人有較密切的接觸，可能會讓那個人在等待治療的名單上插隊，提前到一群不知名但等待時間更久的病人之前。
忽略眾多統計學上的生命，比忽視一位特定受害者容易，因此有些人擔心，國家領導人可能無法正確思考發動戰爭會使人類付出多大的成本。基於為數眾多的人民是個抽象概念，因此美國總統會擔心核武攻擊可能讓某位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受苦，但卻可以心安理得對敵國發射相當於一座兵工廠的核武。已故的哈佛法學教授羅伯特．費雪（Robert Fisher）針對這方面的擔憂，建議以一種具爭議性的方式，來改變發動核子攻擊的通用協定。費雪提議，無論總統到哪裡，必須要有一位年輕人隨行在側，姑且假設這位年輕人叫羅伯特，二十歲，長得很高，有一頭烏黑的鬈髮。羅伯特負責拎一只公事包，裡面放的不是啟動核彈的密碼，而是一把大菜刀。核彈的啟動密碼在一個小小的膠囊中，植入羅伯特的胸膛，接近他心臟的位置。萬一總統要下令發射核彈，他首先需要親手從羅伯特的公事包拿出菜刀，在他胸膛砍一刀，取出裡面裝了核武密碼的那個血淋淋膠囊。
換言之，在領導者發動攻擊殺死數十萬不知名的受害者之前，必須先實實在在、掏心掏肺殺死一位有名有姓的受害者。當提出這個想法的費雪聯繫五角大廈時，他表示受到不同程度的驚訝。其中一位高階官員的反應是：「天哪，太恐怖了，必須殺人這件事會扭曲總統的決策，他可能永遠不會按下按鈕。」
＊作者史帝芬．馬汀（Stephen Martin），INFLUENCE AT WORK公司（英國）的執行長，也是哥倫比亞大學商學研究所行為科學的客座教授；作者約瑟夫．馬克斯（Joseph Marks），倫敦大學學院博士研究員，也是麻省理工學院訪問研究員、INFLUENCE AT WORK公司副顧問。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憑什麼相信你？：掌握8大影響力特質，增強自身可信度，洞悉他人話語背後的真相》（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