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短篇小說兼擅
儘管表明自己很排斥自傳式的寫作，但是葛蒂瑪1953年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虛妄年代》（The Lying Days），卻頗有自傳的色彩，也頗獲好評。
葛蒂瑪在1949年結婚，與牙醫先生蓋佛隆（Gerald Gavron）育有一女，但3年後就離婚。1954年她再婚，先生卡西勒（Reinhold Cassirer）出身德國柏林的猶太望族，是南非地位崇高的藝術品交易商，兩人結褵47年，恩愛彌篤，育有一子。卡西勒在2001年病逝。
1960年，南非爆發警察屠殺黑人示威者的「夏普維爾事件」（Sharpeville massacre），葛蒂瑪的政治參與日益積極。1962年曼德拉大審期間，她與曼德拉的辯護律師密切合作。曼德拉著名的法庭演說〈我視死如歸〉（I Am Prepared to Die）就是由葛蒂瑪潤色。
對抗種族隔離的女鬥士
早在ANC還是「非法組織」的時候，葛蒂瑪就已加入，而且曾經協助多位領導人逃過牢獄之災，甚至將他們藏匿在家裡。1986年「戴爾瑪斯叛國案大審」（Delmas Treason Trial）期間，葛蒂瑪曾為22位淪為被告的反種族隔離人士站上證人席，後來她說那是她生命中最榮耀的一天。
雖然積極投入政治鬥爭，但葛蒂瑪並沒有停筆。1974年以《生態保護者》（The Conservationist）拿下英國最重要的文學獎「布克獎」（Booker Prize），在文學界的地位日益鞏固。
她最為人所知的作品是1979年的《柏格的女兒》（Burger's Daughter），描寫一群白人反種族隔離運動者，出版一個月後就被南非當局列為禁書。1991年葛蒂瑪榮膺諾貝爾文學獎，各方感認實至名歸。
1994年南非舉行第一次種族平等選舉之後，葛蒂瑪持續關注南非新生的民主政治，如何面對與處理自己的種族主義過往。她一方面讚揚南非的進展，一方面督促南非要實現它為人們帶來的希望。
葛蒂瑪2013年出席傳記電影《曼德拉：漫漫自由路》的南非首映典禮。（美聯社）
但是葛蒂瑪的寫作並不會侷限於種族主義，只要是人性的偽善與謊言，都有可能被她的一枝健筆撕裂。她曾說：「我不可能單單只譴責種族隔離，因為人間處處都有不公不義。」
既深且廣的社會關懷
她雖然是ANC的資深成員，但是批評現任總統朱瑪（Jacob Zuma）照樣不留情面。最近朱瑪政府準備立法限制出版自由，葛蒂瑪期期以為不可，「重新建立檢查制度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想想看，人們為了廢除它而忍受了多少痛苦。」
晚年的葛蒂瑪特別關注愛滋病議題，全力為「治療行動運動」（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遊說、募款，要求南非政府為病患提供免費、有效的藥品，並嚴辭批評南非歷任總統的愛滋病政策。。
葛蒂瑪一生創作不輟，著有15部長篇小說、21部短篇小說集、5部散文集、1部劇本。她的作品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的版本。
台灣出版的葛蒂瑪作品中譯本包括：《我兒子的故事》（My Son's Story）（九歌）、《朱利的子民》（July's People）（桂冠）、《偶遇者》（The Pickup）（九歌）、《最後一匹人頭馬是怎麼死的》（Telling Tales）（大塊）。
2008年，葛蒂瑪在印度加爾各答發表演講。（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