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各國政府均致力於數位化政府的建置，像是新加坡、澳洲、歐盟、德國均曾端出與數位政府相關的各式政策，台灣也不自外於這股浪潮，先是行政院於2017年啟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方案」，國發會也以此陸續推動「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劃1.0」、「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劃2.0」等政策，走上以「資料」連結政府與民眾的治理模式，其中電子身分證（New eID）的落實，更被視為台灣「智慧政府行動方案」的基礎架構。
但這項政策顯然命運多舛，除了「晶片化」的相關配套廣受資安界及公法學界質疑外，連同為執政黨的民進黨立委也多不買帳，繼第九屆民進黨團立委凍結New eID的部分換發計劃的預算之後，多位綠委公開表明對New eID的質疑與不安，甚至直指在台灣法治、資安監管、個資隱私、專責保護機關等方面均嚴重不足的情況下，New eID恐將成為「中國滲透破口」。
「進步性」象徵 正持續流失
部分綠委對New eID的批判好似不留情面，卻也藉著New eID點出當前政府在推動數位化政策的不足與弊病。民進黨立委洪申翰便認為，New eID不是不能做，但此議題牽扯到當前政府「資料治理」與「風險管理」的體質，而台灣社會對於科技倫理的討論並不充足，民眾不清楚個人數據將被如何使用，對於哪些個資應該被保護也沒有概念，政府在數位發展的同時，對於技術保護、監管分責及相關法令更未與時俱進。在體質欠佳的情況下，若只追求科技進步的方便性，在資安和人權保障方面當然有重重疑慮。
此外，在「數位化」便形同「方便」、「進步」的觀念下，對於「數位政策」究竟要達成何種目的，政府似乎也有欠考量。以目前備受爭議的New eID的換發為例，民進黨立委鍾佳濱認為，身分證最主要的功能應是「確認本人」，而政府為了要給予人民福利、懲罰或義務，如：人民領福利金、領選票或是遭到政府處刑，就必須正確識別人民的身分。要驗證個人身分，一來是依靠國家對個人的「社會關係」，再者則是配合個人的「容貌」、「指紋」、「DNA」、「虹膜」等生物特徵進行對比。
過去政府每10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來確保身分證上生物特徵「容貌」的真偽，新式身分證也藉此一同換發，而此次New eID數位身分證並非透過法律授權換發，而是政府認為既然要換發新身分證，那不如從「紙本」變成「晶片」，但除此之外，似乎並未發揮「確認本人」的功能。
「身分證要做的重點不是晶片，而是要藉由生物特徵的蒐集來確認你的身分是否為本人，那才是根本，不做生物特徵搜集，做其他的幹嘛？國家跟人民的關係，就是確定本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