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國政府堅稱，不能只看企業，而還要看到政府的還債能力，而中國政府沒有因為企業績效下降而影響到還債能力；同時它也認為，中央集權制度能夠有效治理任何危機。但是，如同何女士所說，國際評級公司評級沒有考慮中國的政治制度。總之，中國對於信用級別被下調的現實應該心平氣和地去解讀，應該看到國際評級機構只是根據特定的條件得出特定的評定結果。
何清漣說，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這三大評級公司是目前國際公認的權威專業信用評級機構。不過，三家的側重點不盡相同。標普側重企業評級，中國信貸增長、企業債務飆升，促使它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穆迪側重機構融資，惠譽側重金融機構。去年七月，惠譽和穆迪已經下調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而標普沒有下調，但是看到其他兩家下調之後也發表聲明，稱在今後一段時間內將適當下調中國的評級。
何清漣說，這三大評級機構的結論對中國的影響當然很大，因為國際公認，世界這三大評級公司是各國經濟、跨國公司、政府信用的掌控者，其權威性連美國也奈何不了。美國政府也被它們下調過信用評級，雖然不高興，但是反應沒有中國政府大。有人說，世界上有兩大強者，一個是美國可以用武器毀滅一個國家；另一個是標普可以用評級毀滅一個國家。這雖是玩笑，但是，評級機構的威力可見一斑。
不過，如果要說這些評級機構對中國的評級不合理，我覺得可能是中國反應過度。當然，剛才劉教授說過，中國的經濟體制有別于民主的西方。問題是，這三大評級機構是根據通用的世界標準，而沒有設立一套特色標準；中國說要走進世界，要與國際接軌，並沒有說要國際容納中國特色。所以，這一點可能就是扯皮之處。
何清漣表示，中國政府稱，中國是一個國民高儲蓄率的國家，因此也支撐中國成為間接融資的國家；換言之，就是國際評級機構不瞭解中國。何清漣說，中國財政部的說法相當於文不對題。三大評級機構有自己的硬指標，比方說第一是中國債務總額過高，中國繼續靠借貸推動經濟增長；而且債務在發展中國家是相當高的，甚至與很多西方發達國家類似。
根據摩根史坦利今年上半年的資料，包括政府、家庭和企業三大塊的當前中國債務率（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從2007年的147%上升到2016年的279%。這個數字的概念是，同年全球GDP總量74萬億美元，中國10.8萬億美元，債務總額就是4.8萬億美元的279%。第二，中國債務上升速度過快，就是前面說過的十年內的變化，與金融危機之前的希臘、西班牙相似。
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債務的穩步增長會削弱它未來十年的財務實力；第三便是人盡皆知的資金使用不透明，越來越多的影子銀行系統銷售自己的理財產品，把集資所得投入在外界不知道的管道。這點從動輒數萬受害人的遊行抗議就可以看到。也就是說，理財產品的違約正在席捲整個金融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