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客氣的仍是從前的新青年同仁。陳獨秀在致李大釗信中嘲笑胡適「跪著造反」；魯迅則以向來的刻薄，寫了《導師》一文，對胡適毫不留情地各種損，最後大喝三字：「鳥導師」。曾經的青年導師胡適，就這樣「百尺竿頭掉下來」，成了「鳥導師」，成了「新勢力」的公敵。
胡適有自知之明。在阻止北大學生捲入政爭失敗後，他即「告了長假，在上海養病著書」。同時反復致函北大校方，堅辭北大教職。其實是自甘邊緣。但是，名高謗隨的胡適，已經身不由己。國共主導的群眾運動、群眾政治越來越水漲船高，繼夏天的「五卅運動」、秋天的北師大風潮之後，終於在這年11月28日達到巔峰，引爆武力奪取政權的所謂「首都革命」。政權雖沒能奪到手，次日的一把熊熊烈火，卻成功燒掉了晨報館，並點燃了全國輿論。即便遠在上海的胡適，這時也不可能作壁上觀，不復有昨日的清靜。
爭議的焦點是晨報館該不該燒。陳獨秀的回答斬釘截鐵：該。為什麼該？徐志摩一接手《晨報副刊》，就組織了一場關於蘇俄問題的大辯論。在這場大辯論中，陳獨秀和他的同志們完全處於下風，他們早憋了一肚子氣，晨報館在他們眼裡，早就是反蘇反共的橋頭堡，早就是敵人。如今世學者已經指出的：
在那個時代，對蘇俄的態度，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它表明你是進步還是反動。這個問題在陳獨秀自己那裡當然不言而喻，但，《晨報》居然還作為問題討論，討論下來，結果反俄還占了上風。這種落後反動的報紙為什麼不該燒？燒報紙的邏輯乃是陳獨秀當年不准《新青年》發表反對白話文的繼續。因為此事「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陳獨秀語）。《新青年》是自己的，說不發就不發。《晨報》是異己的，必不容的話，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燒。
陳獨秀和他的黨內同志認為該燒；主張聯俄容共的國民黨，對《晨報》同樣惱火，同樣認為該燒，因而領頭者即為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幹將朱家驊。此時的晨報館，跟胡適的處境很像，都把國共代表的「新勢力」給得罪光了。區別只在於，晨報館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胡適則是一個人，惹不起躲得起。所以事後有朋友慶倖胡適走得早，否則，「首都革命」的那把街頭之火恐怕也饒不了他。
《晨報副刊》發起的這場蘇俄問題大辯論，本來都是文人之辯，按說不會秀才遇到兵。奈何徐志摩們固然都是秀才，身後沒有兵。陳獨秀及他所屬的國共陣營，身後卻有千千萬萬兵。這千千萬萬兵拿段祺瑞等武將暫時沒奈何，武力推翻北京政府的計畫只好推遲；但拿來對付晨報館及徐志摩們，卻是綽綽有餘。火燒晨報館的滾滾烈焰，就這樣騰空而起。在陳獨秀們看來，這當然是神聖的革命之火，大快人心。晨報館咎由自取，得其所哉，實在沒什麼可抱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