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學者已經生產了有關中國西北地區的豐富書寫。考量到西藏、蒙古與新疆合計僅占中華人民共和國今日人口的3.6%，但有關他們的人均學術出版量應該遠高於中國其他地區。最近有人整理出1900到1988年間有關這個主題的文章索引，共表列出8031篇文章，另一個有關清朝本身的索引則表列出7500項書和文章。不用說，我當然僅約略讀過這個龐大文獻的一小部分。
若不考慮政治體制的話，這些歷史寫作展現出令人矚目的連續性。自1763年乾隆皇帝寫《準噶爾全部紀略》以來，清朝、民國、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們都採取類似的取徑。漢人中心的民族主義取徑凌駕於其他方法論──不管是考據學、民族主義或馬列主義學派的取徑。這種預設「統一」的共同敘事線，將這些在不同政治環境下生產出來的作品連結起來。為什麼在這個基本的主題上，會有這種難以解釋的共識呢？
在大部分的語言裡，「歷史」都有兩種意義：過去人們的真實生活經驗，以及對過去的（書面或者口頭）紀錄。這兩種意義環環相扣。我們在當下的經歷、決定、意圖與理想，都衍生自我們如何詮釋自身過去的經驗。
同樣的，現在的經驗形塑了歷史的詮釋，不管是學術專著或者個人記憶。現在與過去會來來回回互相影響，彷彿我們的過去和現在化作了迴圈。沒有哪一方能夠完全決定另一方，也沒有一方能夠單獨存在。人們用來書寫歷史的字詞，和所有的詞語一樣，其實都是空的容器，是可以不斷填充新的意義的能指（signifier）。
儘管字詞的寫法不等同於概念本身，字詞舊有的意義也不會被完全取代。歷史學者繼承此一書寫慣習，在變動的條件下詮釋清代征服的歷史，延續並更新了那些長久的神話。我先前已經討論過，征服的終點就是神話編織的起點。從這個終點，我們就開始了詮釋循環（hermeneutical circle），從我們的世紀往回觀照這個觀點的起源。詮釋的大循環沒有終點，沒人能下最終定論。新觀點是否比舊觀點更好，僅能交由讀者決定。
俄羅斯、中國與現代蒙古學者在分析準噶爾敗亡的歷史意義時極度缺乏共識。中國文人將乾隆的勝利視為將「我們蒙古人」納進中國的自然過程，他們把新疆視為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土。他們僅視準噶爾為叛亂者，否認蒙古人存在廣泛的反清情緒，更忽略了在清朝之前，新疆從來不曾被中國王朝永久控制。
俄羅斯文人稱呼清朝是侵略性的擴張帝國，並試圖在蒙古民族主義者對清朝封建國家的抵抗中尋找階級鬥爭的跡象。我們或許可以主張俄羅斯學者比較像馬克思主義者，而中國學者則比較像民族主義者，但俄羅斯學者也一樣正當化他們的帝國擴張，只差沒有宣稱西伯利亞「永遠屬於」俄羅斯。當代的蒙古學者則強調蒙古民族從遠古以來的本質統一，淡化了他們在實際上的分裂。
